近日，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2022年第二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指出，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第二季度共接收并转送保险消费投诉28554件。其中，涉及财产保险公司10051件，占投诉总量的35.20%；人身保险公司18503件，占投诉总量的64.80%。人保财险的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第一。平安人寿的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公司第一。 《通报》指出，2022年第二季度，财产保险公司亿元保费投诉量中位数为3.58件/亿元，万张保单投诉量中位数为0.36件/万张；人身保险公司亿元保费投诉量中位数为1.78件/亿元，万张保单投诉量中位数为0.25件/万张，万人次投诉量中位数为0.08件/万人次。众惠相互保险的亿元保费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第一。久隆财险、众惠相互保险的万张保单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前两位。复星联合健康的亿元保费投诉量、万张保单投诉量和万人次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公司第一。 《通报》指出，2022年第二季度，财产保险公司涉及理赔纠纷投诉7808件，占财产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77.68%；销售纠纷投诉822件，占比8.18%。众惠相互保险、人保财险、众安在线财险的理赔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前三位。人保财险、平安财险的销售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前两位。 2022年第二季度，财产保险公司涉及机动车辆保险纠纷投诉4324件，占财产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43.02%；涉及新冠疫情隔离相关保险等财产险其他保险纠纷投诉2434件，占比24.22%。人保财险的机动车辆保险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第一。众惠相互保险、众安在线财险的涉及新冠疫情隔离相关保险等财产险其他保险纠纷投诉量位列财产保险公司前两位。 《通报》指出，2022年第二季度，人身保险公司涉及销售纠纷投诉9613件，占人身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51.95%；退保纠纷投诉5011件，占比27.08%。平安人寿的销售纠纷投诉量和退保纠纷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公司第一。 2022年第二季度，人身保险公司涉及普通人寿保险纠纷投诉8101件，占人身保险公司投诉总量的43.78%；疾病保险纠纷投诉4182件，占比22.60%。平安人寿的普通人寿保险纠纷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公司第一。平安人寿、新华人寿的疾病保险纠纷投诉量位列人身保险公司前两位。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姜鑫  9月27日晚间，市场被一则消息刷了屏，个人养老金制度最为核心的税收优惠政策明确——对缴费者按每年12000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投资收益暂不征税，领取收入的实际税负由7.5%降为3%。 这也意味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对于个人来说，税收方面的优惠直接影响到参与者的钱袋子，无论是看重税前扣除的中青年，还是看重免税投资收益的财富人群，都将在参与上会有更大的积极性。 那么，制度为何这样设计？税收优惠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好处？ 回答这些问题要先从制度设计本身说起。 今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12000元。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度，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实行完全积累。 《意见》还称，国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并依规领取个人养老金。因此，彼时市场最为期待的，就是会有怎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推出。 其实，此前我国早有类似尝试，2018年4月2日，五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根据试点制度设计，试点地区16周岁以上，且未满法定退休年龄的缴纳个税人群可以参保，被保险人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后，可以申请领取养老年金。缴费期税延额度为每月/年工资的6%和1000元/月或12000元/年两者取小，领取期商业养老金收入的25%部分免税，其余75%按照10%的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即领取期实际税率为7.5%）。 养老年金分为终身或者15年、20年固定期限领取，可选择按月或按年领取两种方式。例如，一名30岁的投保人投保收益确定型税延产品，以最高税延额度年交12000元保费计算，缴费期限30年，领取年限15年，退休后每月税后可领取养老年金约4200元；领取年限20年，退休后每月税后可领取养老年金约3400元。 不难发现，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税优制度框架下，已经有所升级。按缴费30年，领取15年每月领取额4200元计算，税收优惠后每月领取额度可增加至4400元。 针对税延养老保险的试点，江苏银保监局副局长李金辉曾在《中国金融》杂志撰文做过这样的计算，试点政策规定参保人退休后需按照领取金额的7.5%缴税，考虑到领取时缴纳基数含全部投资收益，以及货币时间成本等因素，政策优惠对当期个人所得税税率10%（月收入8000～17000元）的参保人群意义不大；对于当期个人所得税税率3%（月收入5000～8000元）的参保人群，甚至会出现领取期税率与当期税率倒挂，大大削弱了上述人群的参保积极性。从试点情况看，个税税率在20%以上的高收入人群最有动力购买税延养老产品，但这部分人群占比相对有限。而税率降低至3%后，对于月收入5000元以上群体参与的吸引力是增加的。 “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支持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与其他市场化运营的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因此，个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曾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如是表示。 《通知》在设计中，除明确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上限为12000元，还表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情况等因素适时调整缴费上限。 目前，12000元的扣除额可以覆盖多少群体？ 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8074万人（参保职工人数为34917万），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54797万人（实际领取待遇人数为16213万人）。 有专家表示，除城镇职工全体外，二元劳动力市场也亟需个人养老金。且应该与第一、第二支柱相比，第三支柱能够下沉、触达并覆盖到非正规就业。除正规就业人员，灵活就业等人员也应该规划个人的养老问题。 在产品选择上，《通知》明确，个人养老金参加人可以自由选择账户内资产可购买的金融产品。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产品已覆盖银行、保险、基金等领域。 参考税延养老保险，2018年试点以来，银保监会共批准23家保险公司经营税延养老保险，合计推出了66款税延养老保险产品，整体分为A、B1、B2、C四类，其中A类为固定收益产品，B1类为保底收益产品（月结），B2类为保底收益产品（季结），C类为浮动收益产品。合同生效后，投保人可根据自身需求，在不同类型产品之间进行灵活转换。 而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后，参与者的选择也将从保险公司产品拓展至银行、公募基金、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可更好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需求。 而在个人账户方面，据了解，已有试点国有大行面向首批小部分客群内测个人养老金账户，相关客户已能在该行的手机银行APP上看到“个人养老金”专区，该专区显示“您尚未签约个人养老金账户”，并且设置了“去签约”按键。

近期资本市场波动较大，部分公司股价已处于年内低点，产业资本通过回购“抄底”A股。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今年三季度已有61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回购总金额超过51亿元。此外，还有10家上市公司也于近日发布回购预案，等待实施。 从回购金额来看，中联重科、荣盛石化、科大讯飞、长城汽车、中际旭创、中国石化等9家公司三季度回购超过1亿元。其中，中联重科、荣盛石化7月份以来回购金额已超过10亿元。中际旭创则在9月17日披露回购预案后，10天内已经回购984.32万股，耗资2.64亿元，接近3亿元的回购上限。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资本市场波动较大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回购行为会给A股市场带来信心，并提振士气，有助于维护大盘稳定。” 从行业来看，三季度实施回购的61家企业分别来自医药生物、电子与计算机、机械设备、基础化工、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纺织服装、国防军工、农林牧渔等十多个行业。其中，医药生物行业、电子与计算机行业、机械设备分别有17家、9家、8家，这三个行业的回购家数超过总家数的一半。 有市场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医药、电子等板块波动较大，估值较此前有所回落，另外，这些行业技术壁垒相对较高，市场竞争格局比较清晰，企业认为自身股票价值被低估，因此更愿意通过回购等方式释放信心，稳定公司股价。 对于回购目的，多数企业均表示，公司拟将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公司股份，用于公司后期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也有部分企业表示，公司拟将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来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投资者预期，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北京福盛德咨询宏观经济研究员冯默涵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一方面表达了公司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向市场传达出公司股价从中长期来看处于低估状态的信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回购的资金实力。” 9月27日上午，中际旭创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目前生产情况、订单状况都很好。不过，由于近期资本市场的非理性下跌，当前的股价未能反映出公司的投资价值，因此公司9月中旬通过回购预案，目前回购金额达2.64亿元，还差3000多万元就达到本次回购的上限。” “回购的目的多种多样，比如可以用于股权激励，也可以注销来回报投资者等，当前最主要的目的是释放信心、维护市场稳定。”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公司回购行为与股票表现有一定关系，股价处于低位时，上市公司的回购意愿会有所提升。同时，回购一般会对公司短期股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回购金额较大的公司。 来源：证券日报 记者：赵彬彬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老盈盈  9月26日，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毛艳华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上表示，围绕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如何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境外规则、境内规则衔接的区域，怎么更好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下一步需要探索的方向。 在毛艳华看来，这包含了两方面：首先，怎样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大湾区突出了三个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设，第一个都市圈“广佛同城”已经提出十多年的时间，有些成效，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二个“深港都市圈”未来的方向是高度一体化，也差不多达成一致框架；第三个现代化都市圈“珠海、澳门、中山一体化”也在推动，像产业的规划也在实施。从大湾区整体来看，整个珠江西岸空间大，但是产出少，创新主体也少，如果能够把更多东岸资源、生产要素引到西岸去，确实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能够推动区域协调。 其次，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要构建市场一体化，可能更多的是在统一的自贸区的条件下，在港澳和内地之间构建一个单一的市场即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为市场一体化提供制度基础。过去五年来，在CEPA框架下，广东服务业对港澳的开放也有一些特殊的清单，CEPA的投资协定也有专门针对广东先行先试的措施，包括像通关便利化这一块取得比较大的进展。 毛艳华表示，现在推动湾区内三大自贸区平台发展，国家也出台了方案，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南沙方案，总体来讲，这些平台更多是推动粤港澳三地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怎么样更好地探索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便捷高效的流通，促进跨境就业、跨境教育、跨境养老、跨境医疗相关的公共政策和税费服务衔接方面的探索。 此外，毛艳华认为，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大湾区建设的信心有所影响。首先，大湾区的经济韧性，产业链、供应链的内生稳定性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好。“广东是制造大省，供应链很齐全，但是上海暴发疫情，结果珠三角出问题了，汽车的核心零配件因为长三角疫情物流阻断进不来，导致那段时间产业面临很大的压力，根本原因是现在汽车的核心零配件企业，全国前十大的企业有九家都在长三角，大湾区才一家；集成电路产业也是，大湾区是集成电路包括芯片输出最大的区域，结果大部分国家芯片封装测试企业都在长三角，以昆山为中心的区域，很多的集成电路行业的人才大部分也在那里，像这个珠三角就面临很大的压力。”毛艳华称。 还有物流供应链，大湾区水路这么发达，受制于大湾区物流通道的建设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据毛艳华介绍，2021年整个大湾区粤港贸易的进出口量占了广东进出口贸易的24.2%，但是这里面有九成以上都是依靠跨境陆路车辆的运输即靠卡车运输，因为香港疫情影响，卡车运输暂停，粤港两地的贸易量马上就下降了。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胡群  “牢固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是应对当前复杂严峻外部形势的根本之策。当前风险点、风险源、风险形态明显增多，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风险的传染性、关联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强，必须进一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9月26日，建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王勇在《银行家》杂志社主办的“2022中国金融创新论坛”暨“中国金融创新成果发布会”上表示。 王勇表示，风险管理要覆盖所有风险，将所有潜在风险、新型风险、突发风险事件都纳入风险管理的视野。同时，风险管理要覆盖所有业务，对银行的各类表内外业务，要站在金融体系的视角全面管理风险，打造总分行、境内外、母子公司、集团一体化的风险防控能力，要坚持实质重于形式和穿透原则，加强集团内风险信息共享，确保风险管理不留死角。 “风险管理能力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大型商业银行更是如此。外部形势越是错综复杂，越是需要风险管理在服务实体经济和支持业务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王勇称，在此背景下，风险管理能力要走在业务发展曲线之前，进一步实现能力升维，要从系统思维、客户思维、创新思维三个方面深化全面主动智能的现代化风控体系。 “从GDP收入法来认识风险管理主动服务市场主体的必然性。GDP收入法主要从市场主体的角度反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回报。从微观上看，一个城市或一个经济体的GDP，应该等于它所辖的企业所创造的GDP的总和。风险管理要回归客户本源，强化客户中心理念，做好各类市场主体及其所在行业相关业务、关联主体等的风险识别和化解。在这一过程中，做好集团一体化的风险管理，既是给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必然要求。”王勇表示。 王勇说，风控创新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银行经营要以风控能力为边界，但这个边界不是僵化或固化的，管理者可以随着形势、目标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这要求风控走在业务发展曲线之前，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护城河。要具备这一能力，需要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不断创新、迭代、升维，成为应用金融科技和数据资产的前沿。数字经济时代风险管理的本质和逻辑没有改变，外部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客户需求、技术工具在变，银行要适应变化，拥抱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同时还要回归常识，不能只依赖模型，要人机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不断提升、完善智能化风险管理水平。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已实现连续七个季度下降。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95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67%，较上一季度末下降0.0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尤其大中型银行，其不良率已明显降低，而中小银行的不良率却居高不下。 今年二季度末，国有大型银行不良率1.34%，同比下降0.11个百分点，总体保持较低水平；股份制银行不良率1.35%，同比下降了0.07个百分点；城商行不良率为1.89%，较去年同期上升了0.07个百分点，农商行不良率3.3%，同比下降了0.28个百分点。除城商行外，二季度各类商业银行均实现了不良率下降。 “近年来整体不良率的下降，一方面得益于银行经营业绩改善与信贷投放逆周期扩张，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商业银行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各家银行在监管政策引导下，从2021年开始普遍增加了不良贷款核销的力度。”9月16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22Q2银行业运行》显示。 虽然银行业不良率整体在下降，但不良资产余额仍在上升，且从关注类贷款指标来看，潜在不良资产质量形势不容乐观。 半年报显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较2021年末增长7.80%至1.25万亿元；逾期贷款余额增长7.90%至1万亿元。 《2022Q2银行业运行》显示，6月末，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加7%，增幅为2020年3月份以来最高，已经处于近几年的较高水平。关注类贷款规模与占比的上升表明，现阶段及未来一定时间，新增不良可能面临较大增长压力。 “疫情之后，银保监会推动银行业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都大规模的进行了不良的核销和处置，有效降低了整个银行业的存量的风险。虽然实体经济的风险挑战较大，但是银行不良率基本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称，虽然银行对新生成的不良资产仍有压力，但是存量不良资产处置更快，所以银行业整体面临的风险压力在减轻。 数据显示，2020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2021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资产3.13万亿元。7月21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法规部主任綦相表示，上半年处置不良资产1.4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2197亿元。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陈姗 9月27日晚间，安信信托（600816. SH）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上海银保监局出具的《解除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决定书》(沪银保监解除强制措施[2022]1号)，根据验收情况，决定解除对公司采取的暂停自主管理类资金信托业务审慎监管强制措施。 这意味着，时隔两年半，安信信托自主管理类资金信托业务“重启”。 安信信托主动管理类业务暂停要追溯到2020年3月31日。彼时，上海银保监局出具《审慎监管强制措施决定书》(沪银保监强制措施决字[2020]1号)，经调查认定安信信托存在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决定对安信信托采取暂停自主管理类资金信托业务和限制向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配红利两项审慎监管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天（9月26日晚间），安信信托公告表示，董事会同意秦怿担任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钱晓强担任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公告显示，鉴于目前公司总经理（总裁）人选尚未确定，同意在聘任适当人选任职公司总经理（总裁）前，由董事长秦怿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总裁）职权。 公开资料显示，秦怿现任上海电气金融集团常务副总裁，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钱晓强现任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投资官，兼任资产收购办公室主任、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 “之前安信信托定增事项已经获得银保监会批复，但迟迟未取得证监会核准正式文件，现在实际控制人即将完成实际变更手续，主动管理类业务又重新恢复，对于安信信托来说，重组将迎来最关键时刻。”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随着来自上海电气的高管层正式入主，各方面人员都已就位，监管重新放行主动管理类业务也就水到渠成，安信信托即将重归正轨，投资者也将迎来实质兑付履约。 此前，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通过司法处置的方式获得原控股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安信信托14.5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6.60%），暂时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但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海砥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砥安”）将成为安信信托控股股东。而上海砥安由上海电气、上海机场等多家上海国企联合信保基金等共同发起设立。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华清 9月26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22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广州召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演讲，阐述了其眼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果、发展机遇及未来方向。 张燕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进入新时代，诞生了新发展机遇，未来粤港澳大湾区要更注重科创进步、绿色发展、共同富裕，并推动中国与西方经济“挂钩不脱钩”。 湾区建设五年 张燕生指出，如果从2017年7月1日，国家发改委、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四方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算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有五年。 张燕生认为，总的来看，过去五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坚守实体经济基础，打造一流的制造业；坚守科学创新，解决重大技术来源和技术转化问题；坚守金融开放，打造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坚守人才战略，培育、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打造世界大脑。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环境。 张燕生认为，经过过去五年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正进入新时代——进入科创创新、制度创新，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社会分配差距，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的新时代，市场更加联通，区域一体化更加发展，包容共享。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融合发展肉眼可见，近三年，广东新引进港澳资企业5万多家，实际利用港澳资金达3400多亿元；自2017年7月3日“北向通”正式开通以来，日均交易量增长超10倍。 湾区发展新机遇 在张燕生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催生了不少新机遇，湾区建设者们可以重点把握四个新机遇。 一是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科技新兴领域在大湾区内广受青睐，这些新科技或将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重大影响，数字赋能、创新赋能、服务赋能趋势在湾区内日趋明显。 二是把握香港再工业化、澳门更多元化和广东工业高级化的机遇。湾区内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绿色经济、实体经济正深度融合发展，聚焦新产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把握粤港澳三地推进“硬联通”“软联通”的机遇。“硬联通”可以体现在交通设施等方面，“软联通”则可以体现在金融、科技交流等方面。 四是把握CEPA框架等政策机遇。在CEPA框架下，港澳企业在法律、会计、建筑等领域的投资、营商享受到更便利的待遇，香港的优势不局限于律师服务、会计服务、医疗服务，也可以拓展到研发、设计、资讯等服务。 湾区未来方向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方向，张燕生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科创进步、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进步无疑是地区发展的长期方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强度，都表现突出，但未来，湾区还需注重基础研究，在国家层面上，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 在双碳目标的指印下，“绿色发展”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尝试借助技术力量，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远景目标，粤港澳大湾区更要先富带动后富，打造利益共同体，先着眼于促进湾区内更协调发展。 如果站在全球视野看未来发展，或许很多人会关心，中美的科技、产业和金融是否会脱钩？在张燕生看来，粤港澳大湾区有潜力推动中国与西方经济不脱钩。 “香港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有利于科技挂钩，香港的大学科研体系有利于挂钩，香港的应用科技研究院等机构有利于挂钩，我们湾区的创新活力有利于挂钩，湾区的开放机制有利于挂钩，湾区的大市场应用场景有利于挂钩。”张燕生在论坛上说。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周一帆 2022年9月26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在广州瑰丽酒店召开。会上，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三维金字塔结构》为主题发表了演讲。 在王忠民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字、语言、法律、服务、产业结构、社会、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都表现为多类别、多结构、多差异性的构造。如果从这样一个视角去透视的话，大湾区就不仅市场总量突出，而且市场里边的差异性结构也很突出，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等。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差异性的结构里，市场里边的创新也将会因此既频发又持续。 他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从“金融、数字化、低碳”三个维度审视湾区发展，可以清晰的了解这片区域的当下情形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金融方面，王忠民认为，如果拿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和其它湾区相比的话，会发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总量中，无论是货币流动性的总量、杠杆信贷的总量，还是直接股权当中的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的投资总量、创新企业的资本结构总量、二级市场当中的多类别市场的总量都会十分突出。 比如，港交所和深交所，不仅是粤港澳湾区的一级市场投资当中基金投资的LP的资金的来源，也是前期一级市场基金投资的企业上市地的选择点，“而且这个上市地对创业、科技、数字化和低碳绿色的企业当中给予的市场的资产估值也是最高、最合理、最有效的”。 他举例称，“我们再拿另一个工具看一下它的深度，如果SPAC在境外的市场当中还只是一个最近两三年的事情，那么SPAC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即通过首先上市一个SPV的架构，及时并准确的，甚至可以定义到哪一天按什么估值收购一个标的资产来进行IPO上市当中的资产注入。” 王忠民认为，“这样一种方式使得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如果成为标的企业的话，它上市融资的资本需求，和自己企业内部的资本结构的优化，及其在成长过程之中选择最佳时机去上市之间，就有了一个很好的金融上市的逻辑和制度。” 不仅如此，王忠民还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IPO市场中，既有香港市场，又有深圳市场，而且香港和深圳两个交易所同时在疫情严重的近两年过程之中，推出了同股不同权的注册制逻辑，才使得更多的创业企业可以通过IPO形式在二级市场当中向公众融资，而其中既包括了香港市场的公众资本，也包括了内地市场在深圳市场当中的公众资本。 他同时认为，如果把VC资本、创业投资、SPAC、双重主要上市和再上市、企业IPO、再到上市之后的融资、并购及再成长等连起来开的话，粤港澳大湾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和新的金融服务逻辑就很清晰了。 在数字化方面，王忠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正处于数字化逻辑当中的最前沿、最深刻和最普遍的产业变革之中。比如，在以社交为首的数字化初期场景中，腾讯成为这一领域中的发展突破口；而当今天新能源汽车成为数字化产业当中的最重要的焦点的时候，比亚迪开始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主要供给商之一。 另外还有云服务。王忠民认为，云服务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而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和过去所有的物理性的基础设施完全不同，因为数字化基础设施可以服务的对象跨越空间，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区域的居民、企业的生产生活过程进行深度的、跨空间的基础设施供给。同时，此，王忠民强调，所有物理性的基础设施都有规模收益递减，但云服务这类数字化基础设施永远没有边界，规模收益永远递增。 在绿色低碳方面，王忠民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的居民对“绿色、低碳”的认同度是很高的。比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在大湾区的迅速提高，就得益于早期公共需求端的应用：深圳快人一步把化石能源公交车换成了新能源电动公交车。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引导，也让新的绿色经济在产业端的突破得到了快速有效的需求拉动和需求支持。另外，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中，大湾区的很多企业不仅贡献了更多的减排份额，也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绿色收益，当这些收益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更低。 王忠民认为，金融、数字化和绿色低碳，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三维金字塔结构，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沿着这样一个三维金字塔结构，向着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全新的维度努力进发”。

经济观察网 记者 老盈盈  9月26日，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总经理、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发表题为《发挥香港优势，加快金融交易市场开放发展》演讲表示，为了加快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特别需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尤其是在构建深港两地双城三圈发展规划背景下，建议尝试形成一个港深金融交易实验区，促进港深进一步融合发展。 王永利首先认为，中国亟需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因为国际金融中心是能够高效聚集国际金融资源来进行交易的地方，它交易的品种、交易的规则、交易的价格要形成国际影响力。比如，当谈到石油的时候，大家马上想到的可能就是布伦特石油或者美国WTI的石油价格；当讲到股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马上想到伦敦交易所、纽约交易所，这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真正的含义所在。国际金融中心不是简单地看金融附加值在整个GDP里边的比重有多高，也不是简单地看外资金融机构规模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聚集全球的金融资源到这来做交易，所以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一个金融交易中心。 第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货币的国际化相辅相成。一个国家的货币能不能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话，这个国家的货币想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国际货币是不可能的。当一个货币流出去的越多，被国外持有的越多，它在货币发行国的资金量就越大，清算机构的资金实力就会相对越强，这也是培育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没有货币的国际化，想单独打造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王永利进一步表示，在记账清算体系下，一国货币流出，实际上是货币所有权的流出，货币仍会存放在境内清算机构（由内债变外债），增强清算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为货币的境外所有者参与境内市场交易、培育国际金融中心创造重要条件。 “反过来看，如果金融交易中心建立起来了，大量的金融交易用本国的货币计价清算的话，它将大大推动本国货币在国际支付里的份额，增强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水平。所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货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需要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王永利称。 第三、世界需要亚太地区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伦敦、纽约两大稳定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世界的经济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亚太地区在快速崛起，所以非常有必要在亚太地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三极，但是目前也必须承认，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整体还是比较薄弱，所以亟需创新思维加快推进。 “内地金融交易市场的现状是规模很大，但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化管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够，监管重叠、市场分割，国际化水平不够。例如国内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有会员制、公司制，但我们的会员制跟国际上的会员制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国际上所谓会员制就是会员自治，理事会也好，董事会也好，它是由会员组成，由他们来市场化聘任管理层，国内显然不是这样一种模式。所以由于这样一些问题，大家会看到我们市场很大，但是开放度和国际竞争力是不够的，所以很难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王永利称。 为了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王永利认为现在就特别需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香港国际化水平要比国内其他城市比如上海、北京要强很多。 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提出北部都会圈的发展策略，提出要构建深港两地双城三圈的发展规划，港深融合发展迎来了重大的机遇。王永利认为，要更加重视和强化香港在国际化发展方面的作用，而不是削弱它在国际化发展这方面的优势。 王永利认为，发挥香港的作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在基本制度不改变的情况下，一些交易市场可以率先突破。例如能不能先将深圳面向公众的金融市场，比如深交所等托管给香港，由香港把它交易所的金融产品带进来、把它的规则带进来，监管主要也由香港来做，内地的监管机构配合，从而形成一个港深的金融交易实验区。如果这个能成功的话，就可以继续把它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广西、海南、福建等地区，由此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锐  9月26日，在《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22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在《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一体化的不同模式》的主题演讲中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有明确经济分工的城市群，香港的金融、广州的商贸、深圳的科创、佛山和东莞的制造，以及澳门的休闲娱乐。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重要的是怎么样发挥港澳在深化整个中国开放格局当中的特殊角色。”张军说。他认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的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更好地服务中国的对外开放，包括“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发挥港澳独特优势”，及“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在他看来，通过过去几年的发展可以看到，大湾区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连通做了很突出的工作，通过轨道交通把城市都连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未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湾区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个自由港的特殊地位。“因为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个地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或者说削弱，这个是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张军说。 他同时认为，如何扩大香港的国际影响力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是未来要发展好大湾区很值得研究的，但目前来看，“这个文章还没有做好，还需要集中更多的资源”。他续称，香港应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内地的开放，香港“往北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要和深圳有更好的融合，在推进湾区融合的过程中，香港也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湾区的腹地。 张军举例称，学者肖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近期反复提及，香港可以采用“气泡管理”的方式，把自己“转移”到深圳或者周边城市。“也就是说，香港的一些业务可以搬过来（深圳或者周边城市），但香港公司在这栋写字楼里，虽然是广东的一个空间，但依然实行香港的监管、香港的制度，我认为这是很有创意的想法。” 张军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的融合发展需要有更具体的落地方案推动，这种方案不仅要可操作，还要能带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形态的形成。同时，他亦强调称，“一国两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地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和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至关重要。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锐 9月26日，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在经济观察报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论坛上表示，过去五年，大湾区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包括交通网络的建设、人员往来的便捷程度，还有人员和资金的流动量，以及贸易量等等。 “大湾区是中国境内最活跃、最有活力，经济最旺盛发展的一个地区，但我们确实也有一些瓶颈，一些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胡伟星认为，大湾区的建设有很长的历史背景，从珠三角、粤港澳合作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最初的发展主要是靠市场力量，比如港澳企业搬到内地带动两地产业融合发展，这个过程到了2019年就步入了新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制度突破和创新，才能让融合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胡伟星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是“一国两制”下的协调发展，虽然目前作出了很多突破和努力，但仍然还是不太够，需要提升深层次的合作。他举例称，比如人员的流通，港澳的人员还不能说很自由的到内地工作，内地的人也还不能完全自由的到港澳，“还是有很多制度上的障碍”。 “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虽然这些平台都搭起来了，但是真正的两地的官员凑到一起，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其实都并不是那么容易。”胡伟星说，除了两地制度的衔接、政策的沟通以外，人心和民心相通也非常重要。他认为，后者的沟通、相通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胡伟星提及，过去五年，香港在经历了不少波折事件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落地等在制度方面的“改造和重组”，香港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但港澳年轻人对大湾区的认同感，以及是否愿意到大湾区工作等问题，仍然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胡伟星以澳门的情况举例称，澳门整体对国家的认同感非常高，但如果具体到是否要去横琴工作、生活，年轻人还是会有不少疑问。 “疫情三年，往来受到很大的阻隔，没有办法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希望疫情过后，我们能有更大的突破。”胡伟星说。

今年前8个月，A股首发上市（IPO）和再融资合计超8977亿元。其中，223家企业在沪深交易所实现IPO，合计融资4181.53亿元。 今年以来，证监会坚持科学合理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在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审核注册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提高审核注册效率。 业内人士认为，新股常态化发行能够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多作用、投资者形成长期稳定预期，对助力稳经济大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除了新股发行常态化，再融资常态化、退市常态化等都要跟上，“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才能真正实现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前8月融资8977亿元 IPO审核注册速度提升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223家企业在沪深交易所实现IPO，合计融资4181.53亿元，260家上市公司实现再融资，合计融资4795.78亿元。在全球主要市场股权融资普遍低迷背景下，A股融资额超过全球其他各大资本市场。 IPO审核通过率也有所上升。今年前8个月，共有352家企业IPO上会（二次上会以最终结果计算），其中327家过会、6家暂缓表决、19家被否，过会率为92.9%，较2021年同期的89.75%有所上升。 东兴证券非银金融组首席分析师刘嘉玮表示，年初以来，监管层加大力度鼓励企业直接融资需求，IPO发行规模同比保持较快增长，IPO常态化发行为A股市场全面注册制推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有企业如期上市，就有企业“黯然”撤单，且今年企业主动“撤单”的情形有所增加。截至8月底，共有202家拟IPO公司撤回了IPO申请。有些公司经历多轮问询后，主动撤回材料。有些公司已经过会，但在注册阶段撤回了IPO申请。 业内人士认为，企业选择主动撤回IPO申请，背后有诸多原因，包括前期申报工作未做好、板块定位不符、回复问询准备不足、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问题等。与此同时，随着发行环节制度完善，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上市企业及中介机构的惩处力度持续加强，让“瑕疵”上市公司不再心存侥幸“带病闯关”。 科技创新类融资额增速高 市场结构逐步优化 在A股IPO常态化的同时，市场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类“新面孔”不断增加。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以科技创新、专精特新为代表的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融资额增速较高，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69%、61%和 25%。从行业分布来看，电子、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等高端制造的募资金额居前。 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认为，常态化发行有利于提升我国直接融资比例，做好金融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支持，特别是代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科技创新企业。电子、电力设备等高端制造业募资金额居前，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正逐步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迈进。 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作为专业投资人，今年参与新股发行的意愿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新股中，公募、社保、企业年金、险资等机构资金网下获配比例平均值3.94%、中值4.97%，相较去年同期水平的3.86%和4.29%有所上升。 刘嘉玮表示，新股发行常态化通过支持企业在一级市场以股权融资的形式满足各类资金需求，为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和长期财务投资者，对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大有裨益，并通过支持企业发展的方式实现稳经济、稳市场。 德勤资本市场服务部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进一步深入，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保持常态化稳定发行，2022年四季度融资额有望保持增长趋势。 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 不断提高审核注册效率 今年以来，证监会坚持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在把好资本市场“入口关”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审核注册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不断提高审核注册效率，积极支持更多符合条件企业上市融资，助力稳定经济大盘。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表示，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非常重要。金融资产是跨期资产，包括新股发行在内，市场需要有正常的、长期的预期。资本市场必须规范化、法治化，不进行人为调控，既不无故中止，也不无故突然加速，而是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多作用、投资者形成长期稳定预期。同时，新股常态化只是一个方面，再融资发行常态化、退市常态化、投资者保护常态化都需要跟上，“优胜劣汰、有进有出”才能真正实现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王曙光表示，新股常态化发行对稳经济大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应有之义。一是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稳市场预期，畅通融资渠道，提升直接融资效率，支持更多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二是吸引长期资金入市，为资本市场培育、发展更多长期机构投资者，吸引长线资金通过战略配售等方式参与认购、增加权益配置。三是满足居民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有助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梁银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