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 【文/ 约翰·威廉·鲍威尔，译/ 观察者网 马力】 原文导语：请不要错过这篇文章。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工作，无论我们个人兴趣爱好如何，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 W. Powell）这篇文章所触及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如果说本刊《批判性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这个名字真地具有某种含义的话，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承担起责任，打破我们在职业领域内某些危险话题上习惯性的、罪恶的沉默。鲍威尔通过写作这篇文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揭示美国之所以决定在二战结束之后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美国在“加强细菌战能力”等军事领域的保密工作。 很显然，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对石井四郎（Shiro Ishii，日本“731部队”的创建者和日本生物武器项目的领导者，他在战后成功地避免了遭到任何战争罪行指控，作为交换，他把日本生物武器相关科学数据转交给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研究机构——观察者网注）和他的“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行为表现出强烈兴趣是不合适的。若如此，美国政府将无法向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作出解释。虽然美国政府对日本细菌战的行为进行了掩盖，但是“净水部队”（water-purification unit）一词如今已经同“战略村庄”（strategic hamlet）和“自由开火区域”（free-fire zone）一样，成了帝国主义势力消除他们所制造的恐惧感的一种手段。 通过与“净水部队”有关的一些工作，就像已经拥有的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一样，美国政府让生物武器也进入了自己那令人恐惧的武器库。鉴于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记录，我们很难不重视鲍威尔在文中提出的问题。在面对民众的反对意见时，美国政府已经令人震惊地表达了使用上述武器的意愿，对日本城市投掷原子弹时如此，对越南广大地区使用化学武器时也是如此。我们不难想象，美国很可能已经使用过生物武器（一些人已经就此对美国进行了指责）。我们必须对事实真相予以揭露，并阻止这样的事情在未来的战场上再次发生。 （本文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此文2019年7月5日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发表于互联网） 在讲述二战的各种历史资料里，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大范围疫病的流行，危及无数人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如今公开资料显示，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确保美国能够独自占有某种“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 华盛顿从未如此不加掩饰地执行双重标准。作为敌人手中一种具有潜在威力的武器，生物武器在进入美国的武器库之后能够成为一种可被接受的、有价值的军事工具。我们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对生物武器进行描述时甚至变得情绪激昂起来。在他们口中，生物武器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因为这种武器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捷径，它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此外，与那些传统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成本低廉，而且还不会对物质财产造成破坏。 如今我们回首往事，就不难明白为何这段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尘封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偶尔会有一些零散的碎片浮出水面，不过每一次都会遭到美国官方的否认，而且通常都伴随着看起来颇为权威的驳斥。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曾指责美国使用了日本早期生物武器的升级版本。美国不仅否认了中国人的指控，而且还声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曾使用过生物武器。1952年11月的美国《空军》（Air Force）杂志上刊登了约翰·J·德里斯科尔（John J. Driscoll）上校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美国立场：事情最初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1949年12月对12名前日本军人的指控，那些日本人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期间“制备和使用过生物武器”。其实，早在1946年8月，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就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而苏联人当时也是那个法庭的成员。可是即便如此，在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6个月的入侵之后，那些赤色分子如今又旧事重提了。 石井四郎/资料图 事情的真相与上述文字所讲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并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它只是被“压了下来”。在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不过，对俄国人进行攻击时取得怎样的效果，目前尚缺乏资料证实。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拥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日本所拥有的细菌、细菌载体和投射载具的数量达到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匹敌的程度。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物武器方面获得毫无争议的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日本科学家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了致命的病菌实验。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大多是中国人，也有部分俄国人，如一个日本参与者所说，另外还有一些“混血人种”。据估计，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死亡，其中一些是被病菌感染而死，另一些在身体条件恶化后由于不适宜继续参与实验而被杀害。此类传闻多年来从未消失，不过均遭到了东京和华盛顿的否认。 此外，直到最近才获得披露的一些信息显示，在那些人体实验对象中，还有数量不明的被俘美国士兵，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初期被日本俘虏的，一直被关在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细菌武器实验室不远的战俘营里。不久前，我们刚刚获得证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知道日本人所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华盛顿之所以掩盖证据，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能够独占日本的生物武器技术。那些美军士兵在日本实验室里受尽折磨最后死亡，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并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 在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被解密的包含“顶级机密”的政府文件中，我发现了许多细节，我对当时大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道德水平产生了质疑。甚至美国的一些医疗专家也参与了证据的掩盖工作，这种对不人道罪行进行掩盖的行为是对他们从医誓言的极大讽刺。 这一切要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一名叫石井四郎（Ishii Shiro）的日本军医向上级长官提议，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对敌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位石井四郎后来官至陆军中将，正是这个人，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可独立运转的、先进复杂的大型细菌和昆虫培养设施，建立起了可供进行人体实验的监狱、实验室和制造细菌炸弹的生物武器库，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机场、特种飞机和一个可供处理人体实验对象尸体的焚尸房。 石井四郎中将主导的细菌战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可能因为那些生物武器攻击行动本身未获得预期效果，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或苏联受害者把疫病的爆发归于自然原因。不过，还是有一些此类攻击行为被中国人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显示，受到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中国城市有11个，在1940-1944年期间受到日本人为传播疫病而死亡的中国受害者有700人。苏联方面并未提供任何细节，他们只是说自己是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受害者。 当时有两起事件被报道了出来。中国国民党当局声称，1940年10月27日，日本人向华东地区上海附近的宁波市投掷了生物武器。虽然这起事件并未经科学手段证实，但人们当时观察到的情况是高度可疑的。有人看到盘旋在宁波上空的日本飞机上掉落了一个物体。随后不久，大量跳蚤出现在该地区，有99人感染了病菌，除了一人其他全部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宁波的老鼠并未感染疫病。在当地，人类瘟疫爆发往往是由鼠疫流行所导致的。 1941年11月4日清晨，人们发现一架日本飞机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盘旋。那架飞机并未投掷炸弹，而是向下抛洒了小麦和水稻颗粒以及纸张和棉絮，那些东西大多散落在常德市东门区的两条街道上。在接下来的三周里，住在两条街上的6人相继死亡，死者的症状非常像感染了瘟疫。在第六个人死亡后不久，曾受到国联邀请赴印度担任瘟疫专家的陈文贵医生领导一支公共卫生专家组到达了常德。经过尸检后，他发现那些感染人体的病菌是经过人工培养和动物实验后才能产生的。这一次，人们还是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 1945年8月8日午夜，苏军坦克正在跨越中苏边境时，距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就在那一段宽限期里，日军毁掉了他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生物武器研发生产设施，杀害了剩余的还未使用过的人体实验对象（据说仅处理尸体就花费了30个小时），并把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宝贵的实验设备运往了南朝鲜。据报告，其中一些设备最终被偷偷运回了日本。 1949年12月，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日军大量恶行被揭发出来，法庭收到的证据显示，中国国民党当局对日本提出的细菌战指控是成立的。军令和铁路运输单据都证实日军曾运输过生物武器物资；此外，其他大量能够证明日军罪行的日本文件也出现在了法庭上。 石井四郎所领导的负责生物武器生产的主要工厂名为“731部队”，关于这家工厂，一些资料是这样描述的：据专家计算……该工厂在一个为期数天的生产周期内可以培养3万万亿个病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从培养基表面刮下来的那层粘稠的、奶油一样的病菌的数量是用公斤来计算的。 据计算，仅仅这个工厂每月的病菌产量就有8吨之多。 此外，石井四郎所领导的机构还从事其他一些与生物武器无关的医疗项目，其中一个被委婉地称为“净水部队”（他的确是研发过有效的净水设备的）。在被日军入侵的亚洲国家，日军强征当地女性“款待”日本军人。在“慰安所”门外往往会排起长队，这就导致医疗卫生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军事医疗人员让那些被关在“慰安所”附属监狱里的女性“感染上梅毒，以便研究预防梅毒的有效办法”。 近期出版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等3部5册档案文献集。来源：新华社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图。来源：新华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另一项被揭发的日军罪行是“冷冻实验”：那些中国人被带到气温在零下4摄氏度的户外，他们手臂裸露在外，然后用鼓风机吹向他们的手臂，直到他们的手臂被完全冻住。冻住的标准是，用铁棒敲击手臂发出的声音与铁棒敲击木板发出的声音相似即可。 然后那些中国人便会被带回室内，各种各样的解冻实验便开始了。据“731部队”监狱人员的描述，那些中国男人和女人，也就是冷冻实验的受害者，他们的骨头会从腐烂的皮肤里穿出来。一些纪录片对此类实验的描述更加触目惊心。 行文至此，能够证明日军上述罪行的证据大多来自中国国民党当局、北京和莫斯科，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可能是在压力之下开口的。不过，一些后来逃回日本的细菌战参与者还是打破了保守秘密的承诺。在数百本由日本退伍老兵撰写的回忆录中，仅有几本出自前“731部队”成员之手。秋山浩（Hiroshi Akiyama）在两篇杂志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曾做过陆军上尉的木村文平（Bumpei Kimura）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前少校榊亮平（Ryohei Sakak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空投老鼠和田鼠（一种与老鼠相似的啮齿类动物）将病菌扩散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石井四郎研发的能够快速繁殖跳蚤的“育婴房”，在那里可以快速生产出数百万只跳蚤。 不过，关于石井四郎的部队所扮演的角色最具戏剧性的证言还是来自吉永晴子（Yoshinaga Haruko）拍摄的曾在东京广播公司播出过的一部一小时长的纪录片。1976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这部影响力并不大的关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纪录片中，吉永晴子导演揭开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严格保守了多年的秘密。她走遍日本各地，面见了20名曾在“731部队”服役过的老兵……其中有4名老兵同意接受她的采访。吉永晴子发现，那些老兵的证言与苏联军事法庭上对日军提出的战争罪行控告是完全吻合的。 吉永晴子采访过的一些老兵表示，他们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了驻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一名叫江口的老兵说自己是“第二个被叫去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人”，他们为他的证言“做了记录”；高桥曾是一名军医和陆军少校，他说：“我1947年去过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两次，调查员让我写一份报告，他们说只要我写下来，他们就会保护我免遭苏联人的报复”；曾当过飞行工程师的熊本说，战争结束后，石井四郎去了美国，他是“带着他的研究数据去的，他为我们大家求了情，希望能得到美国的赦免”。 《华盛顿邮报》曾尝试就上述日本老兵的证言进行求证，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媒体事务官员们说，他们不掌握相关信息，不过他们会进行调查”。两年后，我给这两个部门写了信，询问他们的调查是否已经结束。司法部回复说，这件事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国防部最初回复说他们找不到《华盛顿邮报》曾有这样一篇报道。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他们让我去国防部下属的影音资料馆查询那部纪录片的情况，而影音资料馆的人对我说他们的馆藏里没有这样一部纪录片。 根据《信息自由法》查询重要资料需要人们具备很大的耐心，而且经常需要运气的配合才能有所收获。我曾就吉永晴子拍摄的日本细菌战纪录片向国防部进行过多次查询，结果一无所获。不过，最后有一位颇有责任感的陆军中尉对我说，他自己也找不到关于那部纪录片的任何资料，不过他发现一份档案与日本细菌战有关。那份档案里有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记录，其中还有一些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报告（本文稍后会加以引用）。 在这些查询工作中，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很多尚未正式解密的文件曾在50年代美国法律乱局中在由诸多美国政府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提及过，因此那些文件本身或对文件所包含内容的描述可根据《隐私法》（Privacy Act）通过对那些私人档案的调取来获得。 一旦石井四郎把中国人用作生物武器实验对象的情况获得证实，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他同样也用过美国战俘，也许还用过英国战俘，他甚至还可能用日本犯人也做过实验。也许由于不同种族对某一特定病菌的接触史不同，在某种情况下，不同种族对同一种病原体所产生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直到最近，我才在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中发现了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指出：“早在1943年，作为‘731部队’研究人员的皆田就被派往战俘营，以测定美国士兵血液的一些数据以及那些美国士兵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由于某些无法说明的原因，那些苏联检察官忽略了这条以及其他几条非常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线索。不过，美国检察官在参加东京审判时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也曾频繁遗漏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检察官们不但看起来不愿意追查有关美国战俘的报告，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对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 当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首都南京时，他们发现南京还有另一支被称为“多摩部队”（TAMA Detachment）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这支“多摩部队”成立于1939年，最初是作为“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而存在，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12个部门、1500名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与“731部队”一样，“多摩部队”也使用在押犯人进行人体实验。南京派出的中国检察官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多摩部队”的报告，中国检察官要求必须将“多摩部队”纳入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起诉范围。由于中国人的一再坚持，法庭最终答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1946年8月29日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法官和美国诉讼律师戴维·萨顿（David N. Sutton）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戴维·萨顿：敌人的“多摩部队”使用平民进行医学实验，他们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支“多摩部队”是日军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被他们屠杀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无法确定。 庭长：关于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件事，你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吗？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从未听说过。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戴维·萨顿：目前我们还无法提供更多证据。 日方的一位辩护律师提出反对，他说“戴维·萨顿并没有为自己的指控拿出足够证据，那也许只是一个从事疫苗接种的机构，是为中国平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法庭采信了辩护律师的说法，判定南京方面提出的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不能被法庭接受，随后法官说中国国民党当局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此牵动人们神经的事情法庭竟然没有追究下去，法庭竟然没有亲自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而且当时法官本人也是非常吃惊的，他说过“这是一个新情况”这样的话，他还问戴维·萨顿“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当时的戴维·萨顿完全可以点燃导火索把事情引爆，虽然法官催促他多说一些，可他很显然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那样做。 如果说美国政府下辖的某些机构不能或不愿对日本细菌战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话，其他一些机构却一直在对日军的生物武器项目进行暗中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在二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是1944年1月28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写给联合情报参谋部（Joint Intelligence Staff ）的一份备忘录：“据1943年12月21日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报告，日军在日本京都有一个细菌战实验室……”，这份备忘录还提到中国此前在这方面发表过的一些报告，而且提到一份未经证实的文件也曾指出“1941年初，日本北海道西南部港口城市小樽附近的捕鱼活动曾一度暂停，因为在小樽大学实验室被洪水冲毁后，一些人工培养的鼠疫病菌已经随着洪水流入大海”。 在最近解密的美国情报部门档案中，我发现了一份在华美军G-2部门撰写的报告，里面提到了一名日本战俘交待的情况：1942年浙江战役期间，日军占领了一片曾遭到生物武器攻击的地区，日军的伤亡人数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内急剧增加，疾病以霍乱、痢疾和鼠疫为主。被感染的士兵大量涌入医院……那些被霍乱感染的日本士兵往往由于接受治疗太晚，大多死掉了。这名日本战俘看到，南京水供应与净化部门（也就是“多摩部队”总部——原注）的数据显示，死亡数字在1700人以上……日本战俘认为，实际的死亡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压低那些令人不快的数字是日军很通常的做法”。 这份在华美军G-2部门的报告在结尾处对那名日本战俘做了一些描述，说他曾在南京和九江日本细菌部队服役，是个“非常聪明、诚实的人……他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 美国陆军防化兵部队的威廉·克雷西（William Creasy）少校在二战结束10年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陆军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细菌战动向了。克雷西少校认为，日军对美国使用的纸气球炸弹（二战中日军在日本本土释放携带炸弹的气球，利用高空气流飘到美国本土后落地爆炸）很可能就是一种生物武器。“据美军掌握的情况，日本早在1932年就开始对生物武器表现出兴趣了。1937年，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生物武器研究和实验机构”，他写道。 我在杜鲁门图书馆查阅到的档案显示，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政府就开始对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展开了调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派遣了一个科学调查组前往日本，担任组长的是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博士，他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校长。1945年10月3日，日本投降后还不到两个月，康普顿博士回到华盛顿，当面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调查的初步结果。第二天，康普顿博士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篇长达6页的调查报告。整篇报告信息量很大，其中对日本生物武器情况的分析很吸引人：如果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日本在细菌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技术进步有所助益的话……我们的医学专家和细菌学专家们通过与军方医疗机构的紧密合作，正在持续不断地在这方面加紧研究工作。看起来，日本对细菌战已经做了很积极的准备。截至目前，他们一直否认自己有任何发动细菌战或为发动细菌战进行准备的意图，不过我们对他们的否认态度是存疑的，我们正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持续了数月之久。他们最终确定了日本细菌部队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名字。石井四郎一直声称，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防御性的，他从事的是水源净化工作，因为中国人，尤其中共方面的人，一直在污染日军的饮用水水源，而且他也相信苏联人打算对日本发动细菌战。 在面对美国调查人员时，石井四郎最初给人留下了一种很狡猾的印象。他利用了美国调查人员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他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说他们十分残忍、对人命毫不在意，这些描述其实正适合他自己。在他的细菌战行为无法掩饰时，他又开始为自己寻找借口，希望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合理化。石井四郎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共产党的反击，“他们”那样做，所以日本不得不做些事情防止自己在战场上处于弱势。 在最初的几次谈话里，日本人一直想掩盖真相。北野政次（Masaji Kitano）是石井四郎离开“731部队”期间该细菌部队的代理领导者，他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另一个从事细菌战的“100部队”的领导者若松雄二郎（Wakamatsu Yujiro）也是如此，“100部队”主要从事动物疾病的研究（其实他们也用人体进行实验，以便研究家畜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这些接受询问的日本军官都说，所有记录都已被销毁，所有人员也都已被遣散。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不是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美国的调查工作也许真地会无果而终。苏联和中国国民党当局都拿出了足以给日本人定罪的证据。苏联发表了对两名被俘的日本细菌部队人员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这份记录描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他们是如何培养病菌宿主的，两名日本俘虏承认自己做过人体实验，他们还描述了石井四郎是如何通过制造特殊炸弹解决生物武器载具的问题的。关于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的，目前仍无法确定。美国方面的档案显示，上述信息先是被送往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不久后其下辖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才获悉。不过，苏联人对事实给出了另一个版本。根据苏联方面的说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拒绝接受中国在“多摩部队”问题上提供的证据之后，苏联诉讼团队把川岛和唐泽提供的书面证据交给了美国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凯南（Joseph B. Keenan）。 如果苏联方面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很难理解为何约瑟夫·凯南和他的诉讼团队没有立即就日本的生物武器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无论哪种情况是真的，很显然上述信息很快就通过高级别情报管道送达了美国高层，而且美国很快就决定对所有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图，上面有德特里克堡基地的字样。来源：新华社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实验报告、炭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来源：新华社 在掌握了苏联提供的对川岛和唐泽的审讯记录之后，麦克阿瑟手下的调查人员重新对石井四郎以及其他几个有名的细菌战参与者进行了询问，他们的否认态度很快就瓦解了。于是，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开始出现多封紧急密电。1947年2月10日，美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CINCFE）对美国陆军部（War Department）说，苏联人正在为获得审问石井四郎等人的许可施加压力。这位总司令说，他不认为苏联人能问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觉得如果对苏联人的审问过程加以分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线索。 华盛顿回复说，苏联提出提审石井四郎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日本是对中国使用的生物武器，而不是对苏联，整件事情跟苏联毫无关系。不过，如果能够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的话，美国也许可以借给予苏联提审许可展现出一种“善意姿态”。需要做的是：首先，让最有能力的美国审讯专家对日本人进行重新审问，如果这一过程中美国能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信息，那么就应要求日本人绝不能将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最后，一定要告诉日本人，绝不能向苏联人提起自己曾被美国调查人员审问一事。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美国生物武器专家从华盛顿前往日本对重新审问进行指导之后），美国的调查工作出现了重大突破。1947年5月6日，从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写道：东京这边日本人的表态内容能够证实苏联监狱里日本人的话是真实的……三个日本人都知道人体实验的事，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描述，石井四郎也默认了这一事实；日本人曾在中国进行过实地试验……报告显示试验项目的规模……1945年8月，他们的“731部队”销毁了400公斤（880磅）干燥处理过的炭疽病菌……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认，他上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也许是将军级别的人），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个领导是知晓的，而且是那个领导授权石井四郎这样做的。石井四郎说，如果美国方面能提供书面保证，让自己、自己的领导和下属免遭“战争罪”起诉，那么他愿意对整个项目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石井四郎说，关于如何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使用生物武器进行防御和进攻，他掌握大量重要的理论知识，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在远东地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实地使用最先进的生物武器之后获得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来源：新华社 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部档案室保存的《炭疽菌实验报告》封面及部分内容。 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的紧张局面。苏联方面要求，要么在战争罪法庭上把细菌战正式确立为一个问题，让石井四郎等人坐到被告席上去；要么把那些日本人送往苏联受审。麦克阿瑟手下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与苏联代表周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要求石井四郎把一切都说出来。而石井四郎要求为自己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先获得豁免，他只是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非核心的东西，他很聪明地暗示，自己知道该如何在寒冷气候中使用生物武器（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地区？）从那时开始，没有人再提起过中国国民党当局，中国人要求对石井四郎进行严惩的诉求也无人再关心。如果华盛顿认为整件事与苏联无关，那么显然它认为整件事也与中国无关，而是只与美国有关。 华盛顿对麦克阿瑟上面那封报告重要进展的电报进行了回复，这封回电采用了最高保密级别。华盛顿在密电中问石井四郎或其他日本细菌战相关人员是否已经被确定为战犯或已经被纳入即将被确定为战犯的范围。在东京方面，驻日盟军总司令法律事务部的阿尔瓦·卡朋特（Alva C. Carpenter）上校对华盛顿进行了回复，他在回复前与负责战犯起诉工作的国际起诉科（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进行了“协调”。鉴于东京的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都对日本的细菌战行为有了掌握，卡朋特上校于1947年6月7日向华盛顿发出的电报读起来颇为有趣： 法律事务部关于石井四郎等人的报告和文件都是以匿名信为基础写成的，据说里面包含许多流言和口头证言。截至目前，法律事务部通过对大量与日本在华细菌战有关人员的审问，并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支持对他们提起战争罪指控。那些所谓的受害者的身份是无法确定的。服刑者、农民、女性和儿童都被日本人用来进行生物武器实验的说法是无法证实的。日本共产党声称，“石井细菌战部队”在奉天（即中国沈阳）用被俘美军人员做人体实验，而且还说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京和京都也在从事此类研究。石井四郎的部下无一人受到指控或被认为是犯下战争罪的嫌疑人，也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指控。 三周以后的6月27日，卡朋特上校再次向华盛顿发去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已有“强有力的详细证据”证明日本使用过生物武器。然后，他又写道：“从国际起诉科的上述观点的确可以得出日军在石井四郎的领导下违反陆战规则的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卡朋特上校解释说还需要更多证据，通过彻底调查让事情水落石出。他用律师的口吻最后写道，提起诉讼是困难的，这是国际法庭在提供证据方面的规则所导致的一个难题。 华盛顿很显然从卡朋特上校那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东西。“匿名信”、“据说”、“流言”、“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无法证实”、“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起诉科建议对他们提起诉讼”……所有这些用词后来都出现在了给予石井四郎豁免待遇的正式文件中。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本文展示更多文件和电报的内容，读者可能会在那些文件和电报中发现更多的细节。有证据显示，日本生物武器项目比当时美国调查人员想象的要庞大得多。美国太平洋战区医疗情报官员发现，日军在频繁使用一种非常先进的“净水设施”，其中包括很小的便携式实验装置。当时美军医生们不理解隔离服等日本装备的用途。40年代中国华中战场上爆发的不同寻常的疫病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像当时那么难以理解了。 1947年7月1日，爱德华·怀特尔（Edward Wetter）和H.I.斯塔布菲尔德（H.I. Stubblefield）在为少数军方和国务院高级官员撰写的一篇备忘录中表现出了罕见的坦诚态度。 他们报告说，石井四郎等人非常配合，他们正在撰写大量报告，而且他们已经同意提供“8000多张经过生物武器实验后人类和动物尸体组织的照片”。他们指出，人体实验的效果要比动物实验好得多。他们指出，据判断苏联仅仅掌握“一小部分技术方面的信息”，由于“那些日本人受到战争罪行指控会导致数据被所有国家获取，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还强调，日本人所掌握的实验数据“对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日本实验数据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价值极大，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战争罪行诉讼本身”。 1947年7月15日，“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的塞西尔·胡伯特（Cecil F. Hubbert）对爱德华·怀特尔和H.I.斯塔布菲尔德的备忘录进行了回复，他同意二人的观点，但也提出警告，那样做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因为“在德国的‘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把石井四郎等人所做的那种人体实验判定为战争罪”。他接着指出，美国“目前正在德国纽伦堡对一些德国一流科学家和医生提起诉讼，因为他们曾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对实验对象造成了很多痛苦，并导致了实验对象的死亡”。胡伯特还警告称，如果苏联方面要求对日本战犯进行交叉审查的话，整件事可能会被暴露，届时局面将无法收拾：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苏联人在奉天地区进行独立调查可能会发现美国战俘曾被用来充当以生物武器研究为目的的人体实验对象，而且那些美国实验对象已经因此死亡…… 虽然存在上述风险，不过胡伯特还是同意怀特尔和斯塔布菲尔德的观点，他主张采取保密措施并给予那些日本细菌战参与者战争罪行的豁免权。他写道：“目前手中的数据……并不足以证明石井四郎等人犯下了战争罪”。 美国安排了大量医疗人员对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进行了评估。华盛顿派往日本进行实地评估的第一批专家之一就是诺伯特·费尔（Norbert H. Fell），他于1947年4月初启程前往日本。6月底，诺伯特·费尔医生回到华盛顿。来自东京方面的说法是，应该向费尔医生开放所有的相关电报记录，因为“他是掌握最新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专家”。 埃德温·希尔（Edwin V. Hill）医生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医学博士、基础科学带头人，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保留的一部分技术数据。他写道，此行赴日的目的在于获取更多资料，以便对日本人已经提供的材料进行证实，“我们对他们从中国转移到日本的那些病理资料进行了检查，并获取了对理解病理数据有价值的记录等说明性材料”。 埃德温·希尔等人与19名日本生物武器专家进行了谈话，证实了许多以人类和动物为实验对象的独立实验结果，此外还涉及一些与植物疾病有关的工作。他们还对石井四郎的净化流程以及通过飞机喷洒病菌气溶胶的系统进行了调查。石井四郎等人向美国专家们描述了炭疽杆菌、肉毒杆菌、布鲁氏菌的人体实验细节，包括被感染的人数和最终死亡的人数。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的结尾指出，日本人所提供的材料是极为珍贵的，是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他甚至代表石井四郎等人求情：此次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极大地弥补和扩充了我们此前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日本科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数据需要我们自己耗费无数美元和多年时间才能取得。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体对病菌易感性方面的数据。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是无法取得那些数据的，因为这需要进行人体实验，而进行人体实验会在良心上对我们造成不安。获取那些数据仅需25万美元，与其研究成本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所获得的病理数据是那些实验的价值所在，我们希望对自愿提供这些数据的人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数据落入他国之手。 1947年10月，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调查日本细菌战的希尔博士在调查报告中，对花25万日元的记载。来源：新华社 埃德温·希尔在报告中提出“应给予方便，使其免遭麻烦”的那些日本生物武器研究人员不仅让人体实验对象感染上病菌以研究死亡的比例，而且有时候为了获得更详细的科学数据，他们还有意杀害实验对象。在一群人体实验对象被感染之后，随着感染情况的发展，日本人会在感染的不同阶段挑选出一些直接杀死然后进行解剖，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不同感染阶段的情况进行研究。 很显然，我们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专家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提供的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相关研究项目的进展，美国专家们只是说那些数据是“无价的”。据说美国后来使用的生物武器与此前日本人研发的生物武器至少是非常相似的。让羽毛沾染病菌是石井四郎的发明，而此后羽毛炸弹就成了美国生物武器库中的标准配备。已故的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医生指出，“如果要了解生物武器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效果，我们就必须从人体上直接获得数据”。他还进一步指出，那些偶然被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对研究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从现有的档案中，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些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中国人、俄国人、“混血人种”以及美国人的名字，他们的生命因大剂量的病菌感染、长时间的X光照射或活体解剖而过早地结束了。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石井四郎以及许多其他“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都完整地活过了自己的一生，只是在老年时期患了一些自然产生的疾病。其中有一些，比如一位叫北野的将军甚至在写作本文时仍然非常健康，他目前正在日本的家里安享自己的退休生活。 1969年11月2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将放弃使用生物武器，他说：生物武器可以产生大规模的、无法预测的、潜在的、无法控制的恶劣影响。它能够造成疫病流行，且危及未来世代的人类健康。因此，我决定美国放弃使用致命的生物武器以及其他所有生物战手段。 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的官员们就开始对总统声明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定。就在当天，时任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就对参议员小查尔斯·马迪亚斯（Charles Mathias, Jr.）说：“这不会对国防部的基础研究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一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军方想要继续进行的一些国防研究项目涉及“研发和制造致命的生物制剂以及反制这种制剂的手段。‘这听起来与我们曾做的那些事情已经非常相似了’，一位官员私下说道……”。 在随后的几年里，许多迹象显示五角大楼对生物武器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萨缪尔·古尔德哈勃（Samuel Goldhaber）指出，美国打算保留一定规模的“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虽然白宫已经声明此类项目将完全公开透明，但军方随后却说该项目属于军事机密。为完成该项目，需要把240名平民和190名军方人员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陆军位于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s），在那里可以对防御性的生物武器研究活动进行集中保密管理。 美国陆军最初宣布，德特里克堡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改建为普通医疗研究机构。虽然人们提出许多建议，如改建为癌症研究中心，但美国陆军方面显然找不到愿意承担维持该机构运转庞大资金的机构。 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美国陆军方面改变了想法，他们决定继续在德特里克堡维持一个小规模的“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机构，并把其他设施租给政府部门。美国农业部已同意在德特里克堡设立一个专门研究植物疾病的部门。不过当时有人指出，美国农业部并未设立什么“新”的部门，他们只是接手了原来美国陆军早已在进行中的植物病原体研究项目。 1972年8月初，苏联卫生部长鲍里斯·彼得罗夫斯基（Boris V. Petrovsky）访问德特里克堡，并被允许参观原来被用于进行最机密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的区域。工作人员对随行记者说“入口处的警卫如今已经撤掉了”。1977年11月，我本人亲自造访了德特里克堡，发现警卫仍在。 在阅读了两天与该机构早期历史有关的解密档案之后，工作人员要求我与该机构一位负责人见面，那位负责人很详细地询问了我为何会对生物武器感兴趣。对德特里克堡的参观的确是允许的，不过他们对我本人以及两位同行研究者开放范围进行的限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一间办公室的墙上看到了使用该设施的机构名单，大多数都是军事医疗研究单位，其中一些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这家研究机构是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后该设施的官方管理机构。当时，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官员是丹·克罗齐耶（Dan Crozier）。 1978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由于坚持保留一种天花病毒培养体而卷入了一场争端。由于预计天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根除，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仍保留天花病毒的实验室都应彻底销毁该病毒或把该病毒转移至联合国指定的四个地点进行保存：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位于莫斯科的天花病毒预防实验室、位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以及位于东京的日本国家医学研究所。 美国军方的医学研究人员表示，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希望能继续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的理由十分充分。由于疫苗非常有效，如今很难再使用天花病毒制造生物武器。不过，一旦天花根除，疫苗将不复存在，未来人类将对这种病毒失去免疫力。到那时，天花病毒将有可能重新成为生物武器的制造原料，恐怖分子或外国势力将可能用它对美国进行攻击。 因此，美国陆军方面因诊断需要不得不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据一位军方知情人士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不愿意依赖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因为把病毒培养体送到那里保存后，随着时间流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许会无意间损毁那些培养体。陆军方面其实是过虑了，因为天花病毒培养体对于血清学检测或疫苗生产来说都不是必须的。 除了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还有一家机构拒绝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那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罗克韦尔的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该机构称，希望自己保留天花病毒培养体，而且仅出于存档目的，以防样本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丢失。 奇怪的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和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都认为，在其他国家自愿放弃天花病毒样本的时候，美国却需要三份天花病毒样本。我们有一天会看到，也许在美国某处还秘密保存着一份天花病毒样本。 如今已曝光的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多年来一直保存着有毒物质、细菌和病毒，不过大多都是少量的处于即时可用的状态。70年代初，在尼克松总统宣布生物武器禁令之后，中央情报局为自己所有的“可供支持行动”的库存编制了目录。可是在1975年8月23日的一篇备忘录中，我们看到在接到销毁令6年之后那些库存仍然存在，就在中央情报局设于德特里克堡的特别行动小组那里。 在天花病毒样品的问题上，很显然情况是不正常的。军方人士认为，天花病毒目前不是生物武器的原料，但未来也许会成为生物武器的原料。他们错误地主张，为了避免美国未来受到该病毒的攻击，美国有必要保留天花病毒的培养体。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似乎已经把天花病毒视为生物武器的一个选项，而且显然正因为他们认为天花病毒具有这一价值，他们才非法地保存该病毒达6年之久。值得指出的是，在德特里克堡扮演攻击性武器研究机构的角色终结之后，中央情报局在1975年仍然在德特里克堡存储天花病毒以及其他可用于攻击目的的生物样本。如果中央情报局关于天花病毒知道一些我们普通人（包括非军方医疗人员）都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上述奇怪情况也就不奇怪了。存在如下可能性，即我们的生物武器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或制造出了天花病毒的一种变体；他们认为，即便当今人类已经对天花病毒存在广泛的免疫力，但这种天花病毒变体仍然具备成为生物武器制造原料的潜在价值。 在德特里克堡表面看起来即将关闭时，其非军方工作人员开始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名记者对进入新的民间机构或联邦政府机构的昔日生物武器研究人员进行了追踪，这名记者问他们在做什么。一些人在接到他的电话时非常不悦，拒绝回答。其中一个人竟然发起火来，声称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即便自己桌子上的铅笔是什么颜色也不会告诉他，甚至桌子上有没有铅笔也不会让他知道。从那些人的表现来看，这名记者猜测，他们仍然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工作。 对于反对生物武器的人们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生物武器研究是很容易打着普通医学研究活动的幌子获得合法身份的。石井四郎用“净水部队”和“疫苗生产机构”来遮掩自己的行动。即便生物武器攻击已经完成，有时也会被认为是瘟疫的自然爆发而被忽略过去（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了）。一些人否认日本的细菌战暴行，为其进行遮掩已经50年了。30多年来，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一直掩盖日本发动细菌战的证据而且还掩盖自己也在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实。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知晓美国研发和使用生物武器的全部真相呢？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此文2019年7月5日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发表于互联网】 作者简介 约翰·威廉·鲍威尔，美国进步人士，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之子。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从20世纪20年代起长期担任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发行人。主张“中国为独立之国家，而不为西欧或东瀛之附属品”，“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裁判权”等，1923年将《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改为“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8年斯诺由美国初到中国，被鲍威尔聘为《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继而又聘斯诺为代理主编。 1935年鲍威尔访问苏联，次年经日本到菲律宾，西安事变后返回中国。1936年11月14日，他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发表斯诺在延安与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及毛泽东的照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被日军逮捕，关押在“大桥监狱”，《密勒氏评论报》也被查封。在拘禁期间，备受折磨，双腿致残。1942年6月，美日两国交换被俘外交官与新闻记者时获释返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支持其子约翰·威廉·鲍威尔复刊上海《密勒氏评论报》。1947年在华盛顿逝世。著有《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1947年约翰·威廉·鲍威尔在上海。来源：美联社 约翰·威廉·鲍威尔继承了其父亲的事业，接办了《密勒氏评论报》。朝鲜战争时期，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报道，谴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鲍威尔回国后，被美国官方迫害，1956年被美国政府以叛国罪和煽动暴乱罪起诉，这一起诉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才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终止。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原标题：约翰·威廉·鲍威尔：德特里克堡与731部队的渊源

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国波音公司表示，由于推进系统的阀门仍存在问题，该公司的Starliner太空舱的第二次无人飞行测试将推迟至少两个月。 此次飞行测试原定于2020年12月实施，目标是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但波音公司多次推迟了飞行测试。最近一次试图发射是在8月3日，然而在发射当天的准备过程中，波音公司发现太空舱上有13个推进系统阀门没有打开，导致该公司不得不再次推迟发射。 波音公司工程师目前已成功修复成功其中9个阀门，但波音副总裁约翰·沃尔默（John Vollmer）表示，有必要将太空舱带回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目前波音公司正与制造阀门的公司合作，确定问题出现的确切原因，并分析可能的预防措施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设计。 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人员表示，此次飞行测试已不可能于8月份实施，预计将被推迟到10月中旬。（央视记者 许弢）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梁冀 监管层集中亮剑机构“抱团询价”。 8月13日，上交所一连向5家机构投资者予以监管警示，涉及深圳诚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函件显示，上述机构投资者在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过程中存在询价决策流程不规范，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失以及报价结果缺少客观研究支持与合理解释，未能体现出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报价等违规行为。 此外，鹏华基金督察长、新股定价研究部门相关负责人还因公司个别人员多次以消极态度对待检查，对现场检查工作的正常实施和开展造成一定影响另被要求接受监管谈话，说明相关情况，并提供科创板新股询价相关的书面自查整改报告。 上交所表示，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做好内部规范整改，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上交所业务规则及相关行业规范的规定，建立完善的询价制度流程，规范询价行为，做到定价依据合理、决策流程完备，真正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专业定价能力。 同日晚间，中证协通报称，近期针对部分科创板项目报价一致性较高的线索，协会会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19家网下机构投资者开展联合现场检查。 检查及案件处理中发现，相关网下投资者主要存在内控制度不完善、定价依据不充分、未严格履行定价决策程序、工作底稿未妥善保存等问题。 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投资者违规情节严重程度，协会对上述19家存在违规情形的投资者采取相应自律措施。其中，对1家保险公司暂停网下投资者资格一个月，对1家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4家基金公司、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暂停新增配售对象注册一个月，对1家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6家基金公司、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给予警示。 中证协表示，协会将继续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 方针，贯彻落实《关于注册制下督促证券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归位尽责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检查监督、强化行为监管、完善自律规则，进一步加强与沪深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监管协作，加大对网下投资者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构建良好的网下投资者生态环境，切实维护市场化发行定价秩序。 据了解，7月15日至23日，上交所部署开展了科创板网下投资者专项现场检查，中证协共同参与。该专项检查基于科创板近期发行的40余只新股询价报价明细数据分析，筛查出19家报价一致性较高、管理配售对象数量较多、市场影响力较大的网下机构投资者。上交所共成立7个专项检查小组，分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地同时开展现场检查。 证监会方面也于13日通报称，2021年1月,中证协组织实施了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第二十八次抽签工作。目前，证监会已完成该批次首发企业现场检查工作，此次检查对象共包括7家首发申请企业，其中主板1家，科创板3家，创业板3家。 总体来看,检查中未发现触及发行条件的问题，未发现重大信息披露违规，也未发现中介机构重大执业缺陷等问题。后续将正常推进相关审核工作。 检查结果显示，部分首发在审公司存在会计处理不恰当、信息披露不充分、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部分中介机构存在履职程序不规范、底稿记录不完整等不足。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证监会一方面根据问题的性质，遵循重要性原则，依法不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另一方面，将存在的问题通报发行人及中介机构，督促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执业质量。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坚持以信息披露为核心推进发行审核工作，将现场检查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完善全流程监管机制，进一步明晰和统一检查处理标准，明确市场合理预期。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蔡越坤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山西信托”）正遭遇产品逾期兑付风波。 8月12日，来自成都的投资者许幽向记者表示，自己持有的“信远36号（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下称“信远36号”）延期两年后，面临再次延期，山西信托原来承诺今年8月底就应该完成所有的本金和收益兑付，目前只兑付了本金的75%和极少的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8月初山西信托官网连续披露了3只产品，“信德4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信德48号”）、“信德2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德5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信德52号”）融资方均出现了风险事件。 针对产品发生逾期，8月12日，一位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按照公司相关规定与合同约定，全力推进项目处置。 接连爆风险事件 据记者了解，“信远36号”成立于2017年8月29日，成立规模288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24个月，2019年8月底出现逾期后延期两年。信远36号产品融资方为山西沃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由开平富琳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裕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保证。 根据许幽向记者提供的《关于“信远36号”2019年第二次受益人大会结果的公告》，落款日期为2019年11月29日，公告中内容指出，“公司将在项目正常到期（不含处置期）二年内分期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第一年内，我公司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比例累计不低于40%，其中2019年底前向委托人（受益人）受让和分配2018-2019年度信托受益权收益并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10%的信托受益权；第二年内，我公司受让和分配委托人（受益人）持有的剩余信托受益权；期间，委托人（受益人）信托受益权收益率按《信托合同》约定的处置期预期收益率执行。如果资金宽裕或项目处置顺利，我公司将提前受让和分配。” “延期两年后，现在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信远36号不能按之前的方案兑付。”8月12日，上述投资者许幽向记者表示。上述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也表示，如有情况，将第一时间向委托人进行披露，依法依规推进化解处置。 此外，8月3日，山西信托公司官网连续披露了3只信托产品融资方出现了风险事件。 首先，关于“信德52号”，山西信托表示，将信托资金贷放给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申请7500万元信托贷款，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作为该笔债权的保证人，该笔贷款未能在到期日归还，2021年7月20日，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执行。目前，山西信托作为“信德5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受托人在第一时间向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了解该案情况以及处理预案，目前，法院已经受理并按程序推进。 其次，山西信托披露了“信德27号”临时公告，称信托资金用于与北京卓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北京卓诚惠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卓诚惠实”），卓诚惠实对山西双明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股权投资，用于太原市杨家峪城中村改造项目。山西双明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陷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贷款纠纷之中。 最后，山西信托披露的“信德48号”信息称，信托资金贷放给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该信托计划已进入处置期。 “信德27号”、“信德52号”、“信德48号”三只信托计划的融资人指向了同一关联股东——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 此外，记者查询启信宝信息，山西双明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双明兄弟实业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同一人。 启信宝信息显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发生股东变更时，山西信托成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2018年9月12日，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再次变更股东时，山西信托退出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行列。 针对上述3只信托产品融资方出现的风险事件，山西信托表示，按照风控预案积极启动风险处置程序，最大限度保障信托财产安全，维护委托人、受益人利益。此外，我公司将持续关注该案进展情况并向委托人、受益人进行信息披露。 8月13日，记者拨打了山西双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方式，对方回应表示：“暂不清楚相关情况。” 引进战投进展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山西信托有意引入战略投资者。 2020年11月12号，山西信托发布公告，即日起，山西信托将通过增资扩股，公开引入战略投资者。山西信托作为山西省唯一的信托公司，增资扩股工作已持续多年，2020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推进省属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山西金融租赁、山西信托、中煤保险等战略重组。” 关于引进战投的进展情况，上述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如有情况，将严格按照要求，第一时间进行披露。 关于公司业绩情况，据山西信托披露，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711万元，同比增加75.43%；实现利润总额5472万元，同比增加214.65%；实现净利润2090万元，同比增加26.12%。尽管各项指标均相较2019年有所增加，但是在全行业68家信托机构的排名来看，根据用益信托统计，净利润（母公司）排名为58名，总收入（母公司）排名为59名。 据山西信托官网披露，公司现注册资本13.57亿，控股股东为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占比90.7%）。山西金控注册资本106.467亿元，是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授权山西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省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对于公司当下的转型发展，山西信托在2020年年报中披露，公司积极转型开展标品投资业务，成立信托计划，在FOF业务模式下继续整合、使用累积资源，以“多类资产+多种对冲工具”精选优质基金、资管、信托产品，以大类资产配置为原则，为投资者提供无惧市场波动、安心穿越牛熊、熨平收益差异的优质财富管理服务，打造一站式财富配置平台，实现产品整体稳健增值的目标。 此外，上述山西信托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也表示，在两压一降的背景下，公司坚决贯彻监管部门要求，做好调结构控增速等工作。尤其是标品业务的推进，将是现在与今后深耕的重点。我们将积极吃透政策要点，向行业学习，与大家一起做好转型发展，回归本源，竭力为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服务实业做好服务，优化服务。 （应受访者要求，许幽为化名）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姗  信托业整体转型之际，紫金信托迎来股权大洗牌。 8月8日，宁沪高速（600377.SH）发布公告，公司将以战略投资者身份，以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投资紫金信托。本次增资后，公司将持有紫金信托20%的股权。同时，紫金信托的外资股东三井住友信托银行也将参与增资4.98亿元，两家合计注资近25亿元。增资完成后，紫金信托将增加8.18亿元的注册资本金，即将从24.53亿元增至32.71亿元。 在紫金信托增资背后，既有新晋股东的高调入局，也有小股东的黯然退出。 宁沪高速发布增资公告的同一天，紫金信托的第六大股东金智科技发布公告称，根据公司降杠杆、聚焦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拟放弃在紫金信托增资中的优先认购权，并拟将所持紫金信托股权转让给紫金投资集团。 那么，紫金信托新晋股东成色几何？股东进与退之间，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增资背后的新老股东进与退 根据紫金信托增资方案，其将增加注册资本8.18亿元至32.71亿元，其中，宁沪高速认缴6.54亿元新增注册资本，增资后所占股权比例为20%；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井住友信托银行”)认缴1.64亿元新增注册资本，增资后所占股权比例为20%。据悉，在三井住友信托银行参与增资的4.98亿元中，这1.64亿元计入紫金信托的注册资本，其余约3.34亿元计入紫金信托的资本公积金。 目前，紫金信托股东共有6家，其中控股股东为全国资背景南京紫金投资集团 (下称“紫金投资”)，其持股比例为60.01%；第二大股东为三井住友信托银行，持股比例19.99%。另外四家股东分别为南京新工集团(7.34%)、三胞集团(5.11%)、南京江北产投集团(5%)和江苏金智科技(2.55%)。 随着后续宁沪高速进场、金智科技退出，紫金信托股东构成也将因此发生改变，股东数则由6家减至5家。 根据紫金信托最小股东金智科技发布的《关于拟放弃紫金信托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及转让紫金信托股权的公告》，计划转让其持有的紫金信托的6265万元出资额，占紫金信托持股比例2.55%，转让总对价为1.9亿元，而此次交易的受让方正是紫金信托第一大股东紫金投资。 另外，紫金信托的另一老股东南京江北产投集团也拟将其持有的1.23亿元出资额（占比5%）全部转让。 值得一提的是，紫金信托第四大股东三胞集团虽未表态此次增资方案，但因其自2018年以来的流动性危机，一直让紫金信托处于股权冻结的阴影中。据启信宝显示，紫金信托有12条司法协助公告均来自于三胞集团，自2018年8月以来，三胞集团持有该公司的股权被多家公司轮候冻结。仅今年8月份就发布了3份“续行冻结股权、其他投资权益”的通知书，冻结数额即三胞集团持有紫金信托全部股权1.253亿元。经济观察报记者就股权变动进展及股权冻结相关问题致电紫金信托方面，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上海律协信托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冯加庆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三胞集团不能解决自身的资金问题，导致股权被司法强制执行，通过拍卖、变卖或抵债等形式进行处置，则对紫金信托会产生影响。冯加庆接着补充道，“不过，因为持股比例仅占5%，个人认为不构成重大影响。” 金乐函数信托分析师廖鹤凯对经济观察报分析称，紫金信托作为被执行企业，股权冻结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有限。“三胞集团会退出，董事席位变更，原股东或者新进股东补上就好了，问题不大。” 不过，宁沪高速为何选择进军信托业，又为何选择紫金信托？ 对于拟溢价投资紫金信托一事，宁沪高速表示，是基于公司持续发展战略，参股信托公司有助于发挥双方各自资源优势，实现双方核心业务深度融合，有助于维护和提升本公司资产收益水平及综合竞争力。 目前，国内信托公司仅68家，信托牌照“稀缺性”也让其一直受到不少资本追逐。冯加庆认为，从纯粹生意的角度来说，投资信托公司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不过，他认为，这是不是正确的投资，还要看后续两家公司业务的匹配性问题，即能否相互促进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紫金信托资产总额62.85亿元，净资产52.07亿元。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86亿元，净利润6.97亿元。 紫金信托2020年末信托资产总计1260.74亿元，同比减少11.88%，在已披露年报的63家信托公司中，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排在第48位。此外，公司盈利能力处于行业中游水平，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65亿元，同比增长5.61%，净利润5.80亿元，同比增长9.01%。 廖鹤凯认为，紫金信托发展稳健，公司资产规模靠后，主动管理信托业务处于中游水平，宁沪高速行业低估进军信托业，选择紫金信托是立足长远的选择，放到足够的时间长度是不错的选择，或许能成为其多元化中的一抹亮色。 新晋股东成色几何 宁沪高速于1992年在江苏省注册成立，是江苏省唯一的交通基建类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江苏省境内收费路桥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并开发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配套经营业务。 记者注意到，除收费路桥业务外，宁沪高速自上市以来一直在积极拓展相关的多元化业务领域。 根据2020年年报显示，公司收入构成主要包括收费公路业务、配套服务业务、房地产销售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占比例分别为74.90%、16.33%、7.74%、1.03%。公司在2021年经营规划中明确表示，要在深耕主营业务、拓展辅业利润的同时，探索创新，做优金融投资，持续关注优质金融标的投资机会，择机开展战略配置，提高金融资产及利润占比。 除了上述拟投资标的外，宁沪高速近日还宣布延长增持江苏银行股权期限，此外还投资了洛德房地产母基金、认购国创开元二期基金等，并进行了黄金投资以及购买了大量理财产品。 事实上，在宁沪高速对外大手笔“挥金”背后，却是高额负债的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底，宁沪高速账面上的货币资金仅3.87亿元，相形之下，有息债务余额高达242.52亿元。近五年，因债务融资，公司的财务费用均超过4亿元。数据显示，2018-2020年宁沪高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3.77亿元、42亿元、24.64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宁沪高速短期偿债压力较大。根据财报梳理，截至2020年底，其短期借款14.7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1.03亿元、其他流动负债83.28亿元，合计超过百亿元。 冯加庆对记者表示，宁沪高速20%比例入股紫金信托有几点值得关注。其一，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强化股东入股资金来源审查要求，严格要求自有资金出资”的要求，考虑到宁沪高速负债情况，其流动性问题值得关注；其二，信托公司还应关注股东与信托公司应保持独立性，防止间接或变相的利益输送，以及不当关联交易。 廖鹤凯则对记者分析称，宁沪高速债务较大的问题是高速公路行业整体的情况，和新建项目有一定的关系。高速公路收费权有年限限制，宁沪高速多元化展业也是有这样的考量，即短期增厚利润，长期产业布局。他认为宁沪高速自身债务压力较大，对于紫金信托没有实质影响。“至多是影响紫金信托部分股权稳定性，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小。”廖鹤凯说。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晓晖  又一家上市公司爆雷。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宏达新材”，002211.SZ）虽然受到隋田力“专网通信”案件的波及（详见经济观察报8月9日报道《探秘隋田力和他的星地通》），但宏达新材可能是事件相关的15家上市公司中，受到冲击金额较小的一家，应收账款坏账总额为4亿元。 深交所于7月29日下发的关注函，此前一天，宏达新材的收盘价格为每股4.40元，关注函之后两个交易日内，宏达新材股价大跌至最低的每股3.74元，跌幅达到15%。截至发稿，宏达新材股价反弹至4.41元。 不过，案件的后续影响或正在发酵。8月14日，宏达新材发布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疑似失联的公告。 时间拨回到两年之前。 专网通信业务 2019年1月，一位名为杨鑫的自然人，通过上海鸿孜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孜”）拿下宏达新材28.23%的股权，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 两年之后，因为一家宁波子公司工商信息同一电话同一地址，宏达新材实际控制人杨鑫被深交所问询与隋田力是否有关联，此乃后话。 彼时，杨鑫入主之后，宏达新材开始涉足专网通信设备的加工、组装、检测及销售业务。具体由宏达新材2019年投资的子公司上海鸿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鸿翥”）以及收购的子公司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观峰”）两家公司从事。 其中，上海观峰在杨鑫入主宏达新材之前就已经设立，也在日后成为与隋田力的星地通系列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关键子公司。 2019年1月31日，杨鑫入主宏达新材未满一个月，宏达新材决议出资1.5亿元设立上海鸿翥，进入专网通信行业。宏达新材表示，设立上海鸿翥是公司尝试引入新的业务发展方向，逐步实现公司战略转型升级的创新尝试，对公司未来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 抛出1.5亿进入专网通信业务可能是宏达新材的一个大动作，背景是宏达新材持续多年的业绩惨淡。2018年，宏达新材营业收入为10.8亿元，净利润111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为-1251万元。2011年至2018年，宏达新材仅2017年扣非后净利润为526.13万元，其余7年均为负值，深交所为此质疑其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依赖于非经常性收益。 杨鑫入主之后，专网通信业务好似宏达新材的救命稻草，希望它能让公司带来新生。 2019年9月，宏达新材斥巨资2.25亿元收购杨鑫控制的子公司上海观峰，这笔交易溢价7倍收购，超过了宏达新材最近10年的利润之和，也超过宏达新材2019年营业收入的20%。 上海观峰的主营业务是印制电路板加工，主要产品为无线图像传输系统、特种通信系统等高科技系统的集成电路板，涉及领域包括网关及编解码通讯安全，射频发射和接收器等。 深交所曾对宏达新材收购上海观峰发出质疑，宏达新材回复称，收购上海观峰主要是为了拓展新业务，即专网通信业务，并与后来的隋田力发生了交集。 2020年10月20日，宏达新材在互动易平台上回复了投资者一个问题：“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量子随机数发生器是基于量子物理原理产生随机数，可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信息、传统信息安全、密码学、蒙特卡洛模拟、数值计算、随机抽样、神经网络计算等。产品的具体用途系根据客户自身的需求确定。” 虽然上海观峰、上海鸿翥这两家子公司没有给宏达新材带来可观的业绩增长，但宏达新材的营业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9年，宏达新材的营业收入为11亿，同比增长了2000多万元，其中信息通讯设备取得2.47亿元的营收；2020年宏达新材的营业收入总体下降为9.2亿元，信息通讯设备的营业收入却迅猛增长至4.9亿元。 与隋田力的交集 2021年7月17日，宏达新材披露《关于对2020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回复》）显示，上海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星地通”）、江苏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星地通”）、深圳天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通”）、新一代专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一代专网”）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观峰客户，2020年形成的营业收 入 分 别 为 24,646,486.55元 、18,109,734.51元 、8,893,805.31元 、8,452,590.51元（均未含税）。 上海星地通、江苏星地通、深圳天通的法人代表均为自然人隋田力，新一代专网也是隋田力的关联公司。在上海电气的83亿元财务黑洞中，隋田力和他的星地通系列公司，给上海电气造成了巨额的坏账。 深交所7月29日下发给宏达新材的关注函中，除了询问与星地通系列公司的业务往来是否存在爆雷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焦点问题是：宏达新材目前的实际控制人为杨鑫，根据查询公开信息，杨鑫控制的宁波鸿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鸿孜”）与隋田力控制的宁波星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星地通”）在工商注册时使用了同一邮箱及手机号，且办公地点处于同一栋楼，请核实杨鑫与隋田力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7天之后的8月5日，宏达新材回复深交所称： 宁波鸿孜设立时系经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当地管理委员会招商部门沟通后，通过中介代办注册手续。关于宁波鸿孜与隋田力控股的宁波星地通在工商系统中显示的同一邮箱及手机号，皆系宁波鸿孜财务人员所拥用。因宁波星地通成立前期，在宁波当地未聘请员工，且宁波鸿孜该员工对工商事务较为熟悉，基于公司法人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宁波星地通请宁波鸿孜在当地代办申报工商年报事宜。宁波鸿孜领导杨鑫指派该员工协助办理工商事务，由于申报工商年报需要提交手机验证码等信息，该员工留下了其个人的手机和邮箱，故而导致宁波鸿孜与宁波星地通在工商系统内留下同一邮箱及手机号。经核查，该员工本人与宁波星地通不存在劳动合同或劳务关系，与隋田力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不过，宏达新材的这个解释存在疑点。 记者查阅工商信息发现，宁波鸿孜的注册时间是2016年8月12日，宁波星地通的注册时间是2016年6月7日。也就是说，宁波星地通设立在前，宁波鸿孜设立在后。而宏达新材的解释是“宁波星地通成立前期，在宁波当地未聘请员工，故请宁波鸿孜员工前来帮忙……” 这个解释的时间逻辑不对，宁波星地通设立之前，又如何会有宁波鸿孜呢？宁波鸿孜的注册时间比宁波星地通要晚两个月。 此外，在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中，宏达新材继续解释：关于宁波鸿孜与隋田力控股的宁波星地通办公地点处于同一栋楼，宁波鸿孜称据其所知，所有在梅山当地注册的公司，注册地址都是由梅山管委会统一提供，租赁合同由宁波梅山管委会统一提供，且多数公司通过代理代办的方式进行注册，因此很多注册在梅山的公司注册地皆在“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宁波鸿孜和宁波星地通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宏达新材统计了上海观峰与上海星地通四家公司的业务往来，总计收到合同货款 10003.6万元，尚有应收账款560.87万元未收回。上海鸿翥信和上海观峰经营的专网通信业务存在部分合同执行异常以及部分应收账款逾期及回收不确定的风险，总金额约为4亿元。宏达新材预计专网通讯业务形成的影响可能导致公司半年度亏损9000-12000万元。 宏达新材还在回复函中披露了上海观峰与上海星地通等四家公司的业务合作细节： 根据合同协议约定，由上海观峰为上述客户进行通信电路板贴片加工业务。根据原材料来源分为2种，即来料贴片加工和根据客户技术要求自行采购原料贴片成品。合同约定来料贴片加工为原料到齐加工完后根据客户要求30日内发货；自行采购原料并贴片成品的合同约定210天内完成。上述合同签订后均无预收款项，全部产品货物由公司运送到客户指定地点经客户验收合格后，公司凭双方签署《到货验收单》、货物《收货单》，并开具合同总金额相等的13%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客户向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 有投资者在互动易中向宏达新材提问：“杨总（指杨鑫）跟隋田力家庭成员有亲戚关系吗？” 宏达新材回复该投资者，您所提及的事项不在公司义务披露范围之内。 8月12日晚间，最新的公告显示，杨鑫通过上海鸿孜持有的宏达新材20.27%的股权（8766万股）被司法轮候冻结，纠纷源于最初的股权转让。 8月14日，宏达新材公告称，2021年 8 月 12 日晚 19 时接到自称广西省桂林市公安局电话，通知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杨鑫先生目前已被桂林市公安局立案调查，具体案件情况不便透露，相关立案文书已通过邮寄方式送达。2021 年 8 月 13 日，经杨鑫先生配偶致电核实，对方回复称相关立案文书已通过挂号信形式于 7 月 19 日左右发往杨鑫先生身份证记载的山东省某地址，后经杨鑫先生配偶确认，该地址未收到任何相关文书。截止目前，公司、杨鑫先生配偶及其他公司可取得联系的杨鑫先生亲友均尚未收到相关司法文书。公司自2021 年 8 月 12 日下午起至本公告披露前，通过各种渠道多次联系杨鑫先生，但均未取得有效联系，公司暂无其他有效途径确认相关情况是否属实。 实控人被立案调查、大股东的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专网通信业务产生巨额亏损、应收账款坏账总额达4亿元，宏达新材能否渡过当下的这个难关，一切都是未知数。经济观察报记者将继续追踪报道。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1939年4月23日，驻扎在河北省河间县齐会村的一支八路军部队遭日军突袭。白求恩和两名医生在距前线只有4公里的地方顶着炮火的威胁连续工作了3天3夜，疲惫时，白求恩就把头伸进冰水里保持清醒。在连轴转般的69个小时里，白求恩完成了115例手术，成功率达85%。八路军战士们高喊着白求恩的名字奋勇杀敌：“白求恩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家冲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二季，8月15日起，CCTV-1综合频道20:00档、CCTV纪录频道21:00档、CCTV-4中文国际频道次日18:00档每天两集播出，敬请关注！ 责编：赵健行

连日来，智库研究报告《“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持续引发全球热议。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家外媒对报告进行了积极和正面的报道，多家外国驻华使馆索要报告原文，相关话题网络点击量超过5亿次。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对美国抗疫真相充满关切。 报告作出的八个重大判断——美国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立足于严谨数据和客观分析，不容辩驳。不管美国政府是否愿意承认，这八个“第一”都是历史真相。 面对失败，美国政客没有反省自新，而是始终想着“甩锅”。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事情做不好，甩再多的锅，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从特朗普政府频频“甩锅”中国，不断炮制“实验室泄露论”等谬论，到拜登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要求对中国进行二次溯源，美国一系列“甩锅”操作丝毫没有阻止其国内病毒感染数量与病例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看着超过61万美国民众的鲜活生命一一逝去，我们充满同情、惋惜。美国政府现在要做的是：马上停止对外寻求失败借口，进行深刻剖析，反思自身政治制度、抗疫方法、社会层面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从政治制度上看，美国需要反思——为何一直引以为傲的两党制衡、自我纠偏的“三权分立”制度会退化成为权力的游戏？前任总统特朗普与众议院的争斗、国会内部的争斗、司法系统内的恶斗，已经导致拜登政府不得不面临一个立法对峙、行政无能、司法沉默的“三权分裂”困境。美国政治制度不改革，恐怕很难对抗疫形成真正的政治推动力。 从抗疫方法上看，美国需要反思——为何拥有全球最多医学院、最高医疗科技水平的美国却常常有那么多反科学、反常识的言行？前任总统特朗普极力推广所谓“抗新冠神药”、打压科学家，拜登政府继续使用情报部门溯源，美国政府对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及相关更早时期的病例讳莫如深，这些都不是科学态度，更不是直面矛盾的态度。只有采取科学化、常识化的抗疫方法，美国抗疫才能取得真正效果。 从社会层面看，美国需要反思——为何多年来被视为充满“美国梦”的热土却成为滋生社会撕裂、种族歧视的温床？疫情以来的这一年多，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绝望感上升，国民自信心下降，社会动荡感陡升。这些社会问题，值得引起充分重视。只有让普通民众感受到身心安全，能够得到及时帮助，美国抗疫才能形成社会合力。 呼吁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拿出刀刃向内的勇气，调整好自身心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正行动起来——停止向中国“甩锅”的行径，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多一些保护民众的行为，多一些抗疫合作的诚意……唯有如此，美国抗疫才可能真正收到民众期盼的成效，全球抗疫才可能真正走向尾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智库研究报告牵头发布人王文）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8月14日   第 01 版） 责编：赵健行

近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美国已派出兵力调查以色列油轮在阿曼湾遭袭事件。一旦美军进入波斯湾，势必触发伊朗的强烈反应。阿曼湾以及靠近波斯湾的海域形势瞬间紧张起来。 这正是美国与中东关系的缩影：哪里乱，哪里必定有美国。 美国祸乱中东可谓花样百出： 有直接出兵、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甚至遭遇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比如伊拉克战争。2003年，仅凭一小瓶不明白色粉末就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入侵伊拉克。在接下来7年多的战争中，平民死亡人数估计为20万至25万人，约250万人沦为难民。 有靠后指挥、联合西方多国大搞空袭的，比如利比亚战争。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强行推翻。利比亚分崩离析，狼烟四起，瓦砾遍地。 有动辄划“红线”、下最后通牒的，比如叙利亚战争。截至去年底，叙利亚危机已导致38.7万人死亡，67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估计高达1万亿欧元；约有13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就在最近，美军对叙利亚边境地区发动了拜登上台后授权的第二次空袭，再次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当然，还有军售。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一份对阿联酋的武器销售计划，总额超过230亿美元。这只是美国对中东军售的冰山一角。作为“动乱制造者”，美国向中东大量出售武器，不仅赚取巨额利润，还能在军事上对相关国家进行捆绑，从而掌控中东局势。 美国在中东各种折腾，为什么？目前，全球能源都是基于化石能源，这种能源的2/3都储存在中东。美国自然要把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霸权主义也是重要因素。美国曾一度在中东实行全面投入战略。“9·11”事件后，美国推出所谓“大中东民主计划”，提出要用“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改造中东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声称要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可惜，美国的“宏愿”落空，中东变成一个美国急于抽身的“泥潭”。 从“不请自来”到“一走了之”，美国给中东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国土、动荡纷乱的政局、停滞甚至倒退的经济以及遭遇巨大破坏甚至摧毁的古老文明。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中东从此可以摆脱美国。无论是通过石油维系美元霸权，还是刷存在感宣示自身“霸主”地位，美国都不会彻底离开中东。只是，美国目前的战略开始侧重于组建一个以传统阿拉伯国家盟友与以色列为核心的地区力量，让他们携手对付伊朗。 全面投入也罢，战略收缩也罢，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是为美国利益服务。为着一己私利，美国把黑手伸向中东这个人类文明最初的摇篮之一，在此翻云覆雨，制造的苦难实在太多。（张红）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8月14日   第 06 版） 责编：赵健行

◎ 科技日报记者 李宏策 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的来源？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株的蔓延，未来应如何应对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法国国家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多米尼克·伯特兰和法国国家公共卫生委员会公共卫生主管陈新。 短期内不应对世卫第一阶段溯源结论重复调查 随着多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续研究，已经有多项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在2019年下半年已经在全球多地出现。特别是近日，在美国白尾鹿2019年的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这是首次在野生动物中发现新冠中和抗体，也是首次在野生动物中发现早于人类的新冠病毒感染。这一新发现明确指向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溯源调查结果：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中间宿主再过渡到人是多个路径中可能性最高的。 图片来源：bioRxiv网站截图 对此，伯特兰表示，新冠病毒的起源目前仍是未知，病毒可能存在天然宿主。未来的溯源研究需重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的调查结果。由多国专家组成的团队和世卫组织的联合溯源调查将有利于抗击新冠疫情。另外，围绕溯源的努力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需要各方及时分享信息。 伯特兰强调，现阶段，已有报道显示多国出现回溯性标本检测呈阳性的实例，世界各国及地区应从科学角度进行逻辑性可存样本的自查，厘清各国可存样本回溯病毒检测及序列，继而加以互通分享。对于下阶段的调查，应充分尊重世卫组织的第一份溯源报告结果，在第一份报告拥有充分客观事实前提下不应进行短时期内重复溯源。 另外，伯特兰认为，未来各国还需要对新冠病毒的可追溯性给予持续关注，包括各地区新冠感染者的流行演变，特别是对新冠病毒的变异加强检测，及时掌握变异病毒的传播程度和临床结果。 陈新表示，当前世界各国及地区新冠病毒变异株盛行，感染处于波峰阶段。各国应将主要注意力置于应对现阶段的疫情防控，合力避免再次发生全球医疗资源兑挤。各国科学应持续积极关注疫苗长期有效率及防护免疫屏障的测算。各国政府应该将注意力置于民众疫苗接种率，社会经济的节奏性复苏及各行业坦诚有效的国际交流合作。 应对新一轮疫情需借鉴中国经验 伯特兰表示，由于德尔塔变异株的流行，法国本土及海外省正遭受第四轮新冠疫情。法国海外省的疫情尤为严重，当地疫苗接种完成率不足18%。法国本土的疫苗接种完成率已经超过50%，一针接种率已接近70%，但仍无法阻止变异株的继续流行。 目前，针对重症患者的临床医疗已经取得重要进步，能够提供更好的护理，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至今仍然缺乏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治疗办法。 伯特兰称，德尔塔变异株具有更强的感染能力，只有采取预防策略才能够有效控制疫情。预防新冠疫情一方面要通过各类限制措施以保持社交距离，包括对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的科学有效隔离，加强个人防护，限制人数，以及法国刚刚通过法律并开始施行的“健康通行证”等；另一面则需要扩大疫苗接种，因为疫苗不仅可以对个人提供保护，还可以在达到一定接种率后形成“群体保护”。 央视新闻视频截图 伯特兰认为，中国在防疫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法国非常重视中国的经验。但遗憾的是，作为疫苗之父巴斯德的诞生地，法国目前出现一部分民众以个人自由为由反对疫苗接种和“健康通行证”措施。 对此，伯特兰强调，民众必须认识到抗击疫情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每个人都应该将社会抗疫的总体目标视为个人目标，因为本质上人具有社会性，履行抗疫措施是一种义务。 陈新表示，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作为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菲尔铁塔带领年轻人高喊新的奥林匹克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更加团结，也应是人类抗击新冠疫情的宗旨。 来源：科技日报 责编：闫宇航

中新网8月14日电 今天，是第9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受日军“慰安妇”制度毒害的女性数量，达到数十万，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可时至今日，日本仍毫无底线地掩盖历史；两鬓斑白的幸存者们，仍未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 资料图：2018年8月14日，民众走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参观，感受“无声的控诉”。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我就是活着的证据”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约40万名亚洲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其中包括逾20万名中国女性，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 为了寻求公道，1991年8月，韩国金学顺老人第一个以“慰安妇”受害者身份，站了出来，将日军暴行公诸于世，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她说，“我就是活着的证据”。 一年多后，63岁的中国老人万爱花，也在日本东京展示身上多处伤痕，直指日军暴行，成为数十万受害中国女性中，第一个站出来指证日军罪行的“慰安妇”。 她们的行动，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勇敢站出来，揭开自己的伤疤，公开尘封在心底数十年的黑暗历史。 荷兰裔澳大利亚人简，在荷兰东印度群岛(现为印度尼西亚)出生，1942年，日军入侵岛上后，她成为“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之一。 “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下，” 简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摧残和折磨几乎每天都在继续。后来，她虽然同丈夫一起移居澳大利亚，但这段黑暗往事，始终是她的午夜梦魇。 在看到金学顺的行动后，简终于鼓起勇气站了出来。她称“女性不应该在战争中被强奸，战争不应该让强奸变得理所当然。” 资料图：2017年9月22日，美国旧金山市圣玛丽广场，慰安妇雕像揭幕仪式隆重举行，这也是美国主要大城市第一座慰安妇雕像。 中新社记者 刘丹 摄 她们，仍在等待道歉 可对这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来说，直到两鬓斑白甚至离世，可能也等不来一句道歉。 在韩国，数年来“慰安妇”相关团体在每周三，都会风雨无阻地到日本驻韩使馆前抗议。由于韩语里周三被称作“水曜日”，这一长达数年的抗议活动，也被称作“水曜示威”。 为让她们早日等到日本的道歉，第1000次“水曜示威”(2011年12月14日)时，第一位“和平少女”于日本驻韩使馆前“诞生”。 不到十年时间里，韩国民间团体在首尔、釜山、光州等城市建立大量少女像，“她们”遍布道路、公园和学校，俨然成为“慰安妇”问题的标志。 2015年，美国旧金山市也通过决议案，支持在市内竖立慰安妇纪念碑。两年后，纪念碑在圣玛丽公园落成揭幕。 然而，这些慰安妇雕像，和世界多地的其他慰安妇雕像一样，未能唤来日本政府的道歉，反而引发不满。 2017年1月，日本曾召回驻韩大使，以抗议韩国在日本驻釜山领事馆外设置慰安妇雕像；旧金山的“姊妹友好城市”——大阪，也曾威胁，如果不把雕像移走，就要和这个有着60年友谊的城市“绝交”。 不过，旧金山市仍表示，雕像一事“没有交涉和商讨的余地”。2020年9月，雕像揭幕三周年之际，旧金山多位慰安妇权益支持者在线上召开纪念会，呼吁大家永不放弃寻求公义。 历史真相不可磨灭，她们依然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要发出一个真诚的道歉。 资料图：抗议者在德国柏林的日本驻德大使馆前摆放象征受害者的塑像并表达诉求。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历史，不应被掩埋 但令人唏嘘的是，了解“慰安妇”历史真相的人，或许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 “他正在等待我们所有人死亡，但我不会死，我要永远活着。”简曾这样说。2019年，这位老人永远闭上了双眼。 在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不足20人。 未来某一刻，这个数字或将彻底化为零。 韩国总统文在寅2021年8月14日以视频形式，出席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时，谈到了遗憾和抱歉。 文在寅说，韩政府没能在所有受害者都在世时，了却她们的遗憾，对此深感抱歉，但她们为恢复尊严而斗争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忘记。 为了等待侵略者的真诚道歉，“和平少女”们将一直伫立下去。她们的历史，不会被掩埋，不应被遗忘。 责编：夏丽娟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新华社记者）截至13日，阿富汗塔利班已宣布攻占该国34个省会城市中的18个。同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驻阿使馆已下令工作人员销毁敏感材料以及旗帜、标识等物品。与此同时，美国将向阿富汗派遣3000名士兵，以确保美外交人员等安全撤离。美国的狼狈处境就连其铁杆盟友英国的国防大臣华莱士也看不下去，直言美国撤军决定是个“错误”。 分析人士指出，长达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证明美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错误的，而现在美国又试图用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带来一场更严重的混乱。 处境狼狈 美国国防部13日表示，阿富汗塔利班正在设法孤立阿首都喀布尔，美方对阿安全局势“深感担忧”。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当天在记者会上说，美军增派部队中的部分人员已抵达喀布尔，大部分人员将于周末结束前就位。美军运输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正在制定有关人员撤离的空运计划。 英国政府12日宣布，将派遣约600名士兵前往阿富汗协助保护和撤离英国公民。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指出：“突然紧急部署军队以协助撤离己方人员将向阿富汗人强调如下信息，即西方国家政府认为喀布尔陷落的可能性很高，而且情况已经非常紧迫。” 阿富汗局势剧变引发美国国内不满，拜登政府的撤军决定遭到共和党方面严厉批评。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表声明说，阿富汗正走向一场“大规模灾难”，拜登政府的战略“在几周之内就把不完美但稳定的局势变成了巨大的尴尬和全球紧急状况”。他认为，拜登总统应该加强对阿富汗军队的军事支持，而不是急于完成撤军。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3日也表示，从去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开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将导致“基地”组织卷土重来，国际社会可能将为此承担后果。 美国《华尔街日报》12日发表题为《阿富汗大崩溃》的社论说，特朗普日前就从阿富汗撤军问题发表声明，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特朗普说：“我个人曾与塔利班高层领导人进行过讨论，当时他们知道了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将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本该是一场截然不同而且远为成功的撤军，塔利班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这篇社论指出，特朗普在今年春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当时他称赞撤军行动，并为自己邀功。美国“两任总统都铁了心要把部队撤回国的政治功劳据为己有”。 难辞其咎 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政府一直试图甩锅，宣称阿富汗的安全应当由阿富汗人负责保卫，但这无法掩盖美国对阿当前混乱局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军事专家韦达·梅赫兰说，美军的撤离，尤其是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连夜撤离的行动，对阿安全部队士气造成沉重打击。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乔治·勒弗夫尔说，根据联合国相关报告，这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为支持阿安全部队作战而发动的空袭造成大量阿平民伤亡，这使阿安全部队在许多地方失去民众支持。这也是塔利班近来的攻势难以阻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还披露了一份由美国国会授权编写的报告，其中收录了美国及其盟国军人对阿富汗安全状况的评估，表明如今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其实早就埋下了根源。 报告指出，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五角大楼不愿资助阿富汗政府建设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后来，当塔利班重新集结并展开反击时，美国领导的联军匆忙组建起规模庞大的阿安全部队，包括陆军、警察和民兵，高峰时期总人数超过35万人，但美方在为其提供训练和经费方面长期“偷工减料”，导致其战斗力不足。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帮助建立的阿安全力量存在结构性弱点，在此情况下美国今年又突然决定加快撤军，结果造成了一场迅速的崩溃。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在《国会山日报》网站撰文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许多重大失败都可以归咎于没有认清哪些事是美国无法改变的，这是傲慢自大、不理解美国力量局限性的结果。“这带来了一系列代价高昂、意料之外的后果。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阿富汗的使命偏离，这令推翻塔利班政府的迅速成功变成了20年来的建国徒劳，还有在伊拉克试图以武力强行实施民主的高成本失败。”(参与记者：刘品然、张代蕾、许凤) 责编：夏丽娟

【钛媒体综合】8月14日，认证名为“美一好”的个人公众号发布讣告称，2021年8月12日下午2时，上善若水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意统天下餐饮管理公司创始人、美一好品牌管理公司创始人林文钦（昵称“萌剑客”），驾驶蔚来ES8汽车启用自动驾驶功能（NOP领航状态）后，在沈海高速涵江段发生交通事故，不幸逝世，终年31岁。这是15天内蔚来的第二起致死事故。 “可以确定的是，事发时蔚来汽车正处于NOP状态，这是蔚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林文钦好友郑先生对钛媒体App独家回应称，希望蔚来汽车车主谨慎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毕竟人命关天。 据林文钦好友提供的信息，蔚来ES8在事发时的最高车速达到了114.6公里/小时。 林文钦的蔚来APP后台数据显示，事发路线为福州市-莆田市的沈海高速路段。蔚来ES8在事发路段的行驶里程约85公里，行驶时间为113分钟。 同时，在85公里的行驶历程中，蔚来Nio Pilot(蔚来自动辅助驾驶）里程为72公里，占总里程的84.7%，Nio Pilot时长48分钟，占总时长42.5%；NOP(领航辅助驾驶）里程68公里，时长44分钟。 蔚来官方信息显示，2020年10月，蔚来通过FOTA正式推送了NIO OS 2.7.0版本。新版本在现有NIO Pilot⾃动辅助驾驶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Navigate on Pilot（NOP）领航辅助功能。NOP在Pilot功能已实现的巡航车速控制、车距保持、转向辅助和转向灯控制变道功能的基础之上，车辆将综合道路限速和环境感知等信息，智能调节自身速度。 蔚来官方同时强调，在使用NOP的过程中，如果车主发现交通状况、道路环境或车辆状况不适宜使用NOP，或者一些非预期的加减速、变道等情况，请立即接管车辆。 蔚来方面回应表示，目前蔚来正在配合交警进行事故调查，具体情况需等官方通告。同时，蔚来方面表示，绝不能把NOP等同于自动驾驶。与Pilot一样，NOP仍然是一种辅助驾驶功能，且随时可能在无法满足工作条件的情况下退出。在使用时，须时刻关注交通状况及道路环境。 钛媒摘声： 对于传统实体企业来说，由于本身就具备强大的线下渠道、市场资源、现货、仓储、物流、服务经验等优势，因此如果能配上一套合理的电商工具，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就能实现线上线下营销网络的一体化。从这个角度看，实体电商的优势比较明显。 公平合理的竞争能促进企业进步，不正当的竞争最后还是会失败的。社区零售烧钱买流量是互联网电商一贯的做法，不能持久。娃哈哈一直都很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在大单品的研发上，都是从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出发。 ——娃哈哈董事长 宗庆后 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包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想要利己，必先利他。一个企业想要成功，必须先让客户取得成功，让顾客幸福安心。 其次，是同理之心。同理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洞察人们的需求，深刻洞察什么是人们想要的，什么是人们不想要的。有了同理心，可以让科技向着温暖与善意生长，让冷冰冰的科技变得温暖人心。 第三，是平等之心。创新科技应该普惠大众，成为社会福利，不只为少数人造福，更要为全人类造福。 ——方太集团董事长 茅忠群 更多关注： 警方通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2人涉嫌强制猥亵 8月14日消息，近日，针对“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案，公安机关在济南、杭州两地同步全面调查取证，依法开展讯问询问、调阅视频监控、固定提取电子数据、勘验检查等工作。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荣耀CEO赵明：要夺回属于荣耀的高端手机市场份额 8月15日消息，据中国证券报，脱离华为8个多月后，荣耀于8月12日发布了首款高端旗舰手机Magic 3系列，搭载高通骁龙888Plus芯片。荣耀CEO赵明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荣耀的供应偏紧，估计消费者还是很难抢到荣耀Magic 3。手机行业不存在永远的第一，未来荣耀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是苹果，要夺回属于荣耀的高端手机市场份额。 苹果因专利侵权被判赔3亿美元 8月15日消息，美国得州法院陪审团日前裁定，因iPhone、iPad、Apple Watch等设备侵犯了Optis的专利，苹果必须为此支付3亿美元的赔偿金。 据悉，除了美国之外，Optis在英国法院同样起诉了苹果，他们提出的全球专利费用总和达到70亿美元，其中涉及的专利来自LG、松下、三星等多家公司。 农心回应“方便面致癌物超标” 8月15日消息，农心中国就此前媒体报道农心“出口欧洲方便面致癌物超标”一事发表回应称，报道的产品是韩国生产且只出口到欧洲，相关产品中国国内没有进口售卖。 此前，据央视财经报道，韩国知名方便面企业农心集团出口欧洲的一款方便面被检出致癌物严重超标。上周，欧盟食品安全机构在农心集团今年1月和3月出口至德国的海鲜汤面中，检测出一级致癌物环氧乙烷最高超过欧盟标准值的148倍，目前该机构已经向欧洲各个国家发出通知，要求停止销售并召回相关产品。据了解，这款方便面没有大量出口到中国。 特斯拉：CEO马斯克2020年总薪酬为零 8月14日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特斯拉公司周五表示，其CEO马斯克2020年的总薪酬为零，而2019年为23,760美元。报道称，马斯克的薪酬方案要求特斯拉的市值和财务指标达到一系列增长目标后方可兑现。今年4月，特斯拉第一季度业绩达标，使得马斯克有资格获得2018年薪酬方案中的期权奖励。这些期权目前价值超过300亿美元。 网易云音乐、QQ音乐下架张哲瀚音乐作品 8月15日消息，继微博关闭张哲瀚个人账号、张哲瀚工作室账号以及张哲瀚超话后，网易云音乐、QQ音乐相继下架张哲瀚音乐作品，目前搜索其个人主页已显示“歌手不存在”或“找不到该歌手”。优酷平台《山河令》演员表已将张哲瀚名字删除。

距离阿里女员工诉诸公众舆论一周后，警方发布了案情通报。 8月14日，针对阿里女员工周某被侵害一案，警方通报调查情况，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济南华联超市张某两人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 根据案情通报，2021年7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胡某敏到济南出差，入住市中区大观园亚朵酒店。27日，阿里巴巴集团周某到济南出差，入住槐荫区济南西站亚朵轻居酒店。同日，王某兵入住天桥区维也纳酒店。下午，一行4人到济南华联超市洽谈业务并成功签约。当晚，4人在市中区中海环宇城渔家灯火饭店宴请济南华联超市张某等4人。饭后，周某返回槐荫区济南西站亚朵轻居酒店。7月28日上午，周某认为自己可能在醉酒状态下被人侵害，与丈夫通话后于中午报警。 王某文曾4次进出阿里女员工周某房间，第二次进入房间后对周某实施强制猥亵行为，期间从网上购买避孕套，但王某文在避孕套送达之前离开周某房间，第一次是宴请结束与周某及同事陈某丽一同进入房间，彼时周某醉酒无法确认房间号码，王某文持周某身份证帮其办理房卡，第四次是取回酒店雨伞。 张某在宴请聚餐时对周某首次实施强制猥亵行为，次日携带避孕套进出周某房间1次，并对其再次实施强制猥亵行为临走时带走了周某一条内裤，避孕套并未拆封，也未带走。 7月28日上午，周某在退房后认为自己可能在醉酒状态下被人侵害，与丈夫通话后于中午报警。 8月4日，周某再次拨打110报警称：“7月27日晚上，我在济南市市中区中海环宇城渔家灯火饭店内与同事领导吃饭时，因醉酒被人猥亵。”市中区分局七贤派出所接警后当日受理，依法开展调查。8月10日，市中区分局依法将此案移交槐荫区分局进行并案侦查。 对比此前阿里女员工的自述文章，警方的案情通报有以下几个重点与周某描述有出入： 1.没有强制出差，项目本就由周某负责，7月15日双方网签，约定7月27日现场盖章签约； 2.经就餐人员、饭店服务人员证实，就餐期间无人强迫饮酒，周某饮用白酒约350毫升； 3.王某文并非“偷偷补办房卡进入房间”，而是周某向亚朵酒店前台人员确认为同住人后，王某文持周某及本人身份证办理房卡，进入周某房间； 4.周某醉酒进入房间后，分别给出差同事胡某敏、杭州同事胡某鹏打过电话，也是因为这两通电话，王某文第二次、第三次进入周某房间，还曾向酒店前台确认王某文为同住人，很难印证其自述的“醉酒无意识”一说； 5.张某进入周某房间对其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发生在宴请次日早上，在那之前，周某给张某打电话并告知其房间号，张某携为拆封避孕套进入周某房间，这一部分并未出现在周某的自述文章中。 除此之外，网友也提出了一些不解之处： 1.已经下楼将要离开的王某文，却仍然持有周某身份证，而此前还醉酒无法确认自己房号的周某，却在王某文第二次进入其房间前，可以确认同意前台为周某办理其房间房卡，周某的醉酒情况到底怎样？ 2.王某文第二次进入周某房间，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并购买了避孕套后，却在避孕套送达之前已经准备离开，在避孕套0时送达酒店后，王某文仍在酒店，并第三、四次进出周某房间，最终离开酒店时却没有带走，次日上午又再次前往酒店取走避孕套并丢弃，究竟是为什么？ 3.28日早上7点14分，周某为何要联系前一日晚上就曾在饭店对自己实施猥亵的张某，并告知其房间号码？ 4.28日早上，张某在周某房间超一个半小时，张某对周某实施猥亵后为何只带走了周某一条内裤，却将自己带到酒店的的未开封的避孕套留下了？ 5.28日，周某先退房后报警是出于什么考虑？以及第一次报警只对王某文进行指控，为什么没有未提及张某？ 6.8月4日，周某再次报警称张某猥亵，中间几天又发生了什么？ 虽然，警方案情通报与周某的自述有诸多不同之处，但警方也并未指出周某和王某文此前存在不正当关系、周某存在“自导自演”的构陷问题。也就是说，近日网络上流出的“反转”言论，并无得到任何证实，网友关心的“反转”是否存在，也无强有力的事实依据。 本案未涉及到强奸，但却已经涉嫌强制猥亵罪，并未改变刑事案件的本质。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强制猥亵”“强奸”有较多区别，量刑也有差异。前者为一般罪，后者为特殊罪，最大的区别是有无性交行为发生，量刑上，强制猥亵一般是五年以下，强奸基本是三至十年。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这一案件在互联网企业中影响重大。日前，阿里方面称将制定反性骚扰行动准则，支持员工拒绝陪酒，腾讯实习生向腾讯高层提出建议颁布拒绝陪酒相关条令。 附警方通报原文：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如何称呼同事？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习惯。 一些企业以职务称呼，如某总、某处、某工、某主任；一些企业以长幼称呼，如某某哥、某某姐、老李、小王；还有一些企业以英文名称呼，如Michael、Jessica；除此之外，某老师、某师傅也很常见。 但最有趣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一种很古老很江湖的方式重现了——以花名为代称。 为什么会用花名？你喜不喜欢用花名？小巴们有话说。 蓝蓝 ■ 花名是面具 花名惹人反感，来自一些看似细枝末节但又不能忽视的细节。 比如，有人在社交媒体吐槽，“离开后有人继承了我的花名和工作账号，想到就很恶心”。 在“拼多多23岁员工猝死”事件的报道中，一位拼多多的离职人士告诉媒体：“我们内部沟通，一般都用公司内部软件，大家都很少互相发微信，即使发，也不会用公司Wi-Fi，怕说错被监控到。”“我工作了一年多后，至今不知道一些同事的真实姓名。” 如此说来，花名好似一个面具，隐藏掉“真实的我”，为“公司的目标”而奋斗，本质上似乎跟“小王”“小李”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每家公司的花名意义也是不同的，这既跟公司基因有关，也跟公司要去的方向有关。 和风月半 ■ 取号自由 古人讲“名以正体，字以立德”。 从时间线看，小孩一出生，家长就会取“名”，代表个体的独立存在，作用如咱们的身份证号。但“字”却是成年后才给予，女子十五岁成年、男子二十岁成年，所以女子在成年之前也会被称作“待字闺中” 成年以后，家长会根据孩子的德行，来给孩子取“字”。 举个例子，和风月半这个名字，若月半是字，那很可能就是家长觉得这孩子长大后有点胖，暗示其贪吃的德行。 而“号”就是完完全全可以由本人来确定，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数量也没有限制。我们取的网名、笔名，甚至是工作时用的花名，都可以视作当代人的“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花名谈不上“去人格化”，因为它与家长（企业由于其权威性，现在也可以视作广义上的大家长）没有必然关系。 之所以给人“花名就是去人格化”的错觉，或是因为“取花名”在一类企业中自带强制性，而且一旦取定，不可随意更改，这便剥夺了人们的“取号自由”。 皮皮 ■ 治疗社恐 从个人角度出发，花名能有效缓解我的社恐症状。 作为一个内向的职场小白，跟不太熟的同事对接工作的时候经常会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 ◎ 直呼对方名字吗？那要不要加姓氏，加了姓氏很别扭，不加姓氏好像在套近乎； ◎ 称呼哥、姐总觉得不管对方是什么年龄第一次听到心里可能都不会太舒服； ◎ 称呼为“老师”也有风险。一种是对方虽然资历比自己深，但是不喜欢被称为老师，甚至会把你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另一种就是对方比你年龄还小，第三者视角就是两个“小屁孩”互相喊对方“老师”，于是某天你偶然听到别人在讨论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但是如果对方有花名，就可以直接使用，山人直呼“妙哉”。 ✉主编回复：你这个年纪，下次叫叔叔阿姨就行了 小火箭 ■ 洋气之举 感觉取花名是大厂在管理Z世代的时候想出来的招数，95后、00后有个性、反权威，大厂就弄个取花名的制度来让自己显得洋气一点。 吴雷庵 ■ 唐华安点秋香 为什么要花名，因为符合4D原则。 Distance。平等交流，不用喊“XX总”，摈弃官场作风。 Domination。变相去人格化，组织赐予你冠名权，管你叫秋香还是华安。 Dignity。有人名字比较土，成年人还是要脸面的。 Defense。对企业和员工都是保护。人在江湖飘，员工万一出事了，跑路再换个名头。同时公司可以防止挖墙脚。 徐图 ■ 当花名变成花瓶 当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在大厂里的不自由、限制和官僚作风，一个带有自由意味的花名制度就显得突兀和讽刺，由此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晶晶 ■ 放下自己，立地成打工人 互联网大厂里的花名制度到底有啥用？淡化等级，让每个人放下自己的身份，快速融入到工作环境中，有点像闯荡江湖，先给自己起个外号。 林克 ■ 江湖也没有平等 用花名的本意是尽量让职场平等一点，用意可嘉。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不但不能退出，也得不到平等。 陆仁炳 ■ 以小见大是很难的 花名制度只是企业文化的一小部分，几乎不能说明什么，以小见大是很难的。纣王用象牙筷子，箕子认为用了象牙筷子，后面就要配玉杯，就要更多的珠宝，继续奢侈下去国家就完了。单看这个例子，箕子有先见之明，见微知著。但后世奢侈的帝王多了去了，王朝通常能延续很久。

就在近日，动物界可不是一般的热闹。 前有某动物园号称“动物模仿人类打架”的，后又有大鹅攻击人类登上热搜的。 这不是玩笑，浙江一大爷出门散步，被两只大白鹅攻击致八级伤残，新闻一出引发热议。 说到大鹅是多少人童年的噩梦，见到就要绕开走，但可气的是，有时候真是绕不开… 不信你看↓↓↓ 大鹅攻击力究竟有多强？如何判断一只鹅要攻击你？怎样避免被动物攻击呢？ 这篇文章来一起了解下…… 大鹅攻击力究竟有多强？ 首先要知道，大鹅敢于攻击任何人，真正是“童叟无别”，如果是老翁或小童，那就很危险了。 它们无差别的报警与攻击，是天性使然，虽说连老虎都敢追，但若真遇上老虎，它们的这种行为无异于飞“鹅”扑火，引火烧身，结果多是被老虎吃掉。 至于大鹅为何会有类似行为，还得从大鹅的行为习性谈起。 鹅是驯化鸟类，来自野生的雁类，通常亚洲家鹅来自鸿雁，欧洲家鹅来自灰雁，但随着人类交往的频繁差别越来越小。 大鹅的祖宗是野生的大雁，当然有必要追溯一下野生大雁的习性，它们都是偏大型湿地游禽，在河湖湿地占有明确的领地，特别是繁殖期，如果谁敢接近就会报警并群起而攻之。 大雁是集群生活，普通齐心合力攻击来犯之敌，恐怕多是无往而不胜，久而久之，便养成无所畏惧的天性，甚至传承到了家鹅身上，但野生大雁实在斗不过对手便会飞起来逃跑，家鹅的翅膀早已退化，有翅难飞，但习性不改，所以便会给人留下攻击性强的印象。 大鹅有害怕的动物吗？ 大鹅并不会有针对性地惧怕某种动物，要怕就最怕人了，怕手持器械的人。就像狗怕弯腰捡石头的人、乌鸦怕手里有武器的人，赤手空拳者，它们一般不太怕。 大鹅惧怕向它攻击的动物或手持棍棒等武器的人，它们在行动前，也会“掂量”一下对方的实力，毕竟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如何判断动物要发起攻击？ 一只家鹅要攻击你之前，必然是高昂着头，伸长脖，扯大了嗓门，大声喧哗，甚至煽动翅膀，让自己看起来很大、气势汹汹的样子，从而达到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具有攻击性的动物多是体型相对较大、领地意识较强、或处于繁殖期的动物，比如，我们最常见的绿头鸭，平时见人来会回避，但在抱窝时，若有人打扰，鸭妈妈可能会拧你，当然不是用爪，而是用喙。 攻击前的表征呈现比较明确的声音或身体语言，毛发蓬松，体态夸张，双目圆睁，甚至龇牙咧嘴，先摆出狰狞之态，对方若怕了，望而却步，它们也多是见好就收，不再施行打击，否则，便会瞬间发起攻击。 哪些做法会刺激动物的攻击性？ 侵犯动物领地 如果误入动物的领地，它们会发出怪叫，并以最狰狞的表情和姿态，展现给你，此时应该迅速撤离动物的领地，以免引发动物的攻击性行为。 比如，猕猴对侵犯者通常采取吼叫、瞪眼、前掌趴地、体毛炸起等一系列行为来表达不满情绪，给入侵者以警告。 有攻击动物的行为 这可能会引起动物的自卫反击。即便不在其领地，你对动物做出攻击：抓住或束缚它们的行为，超过它们认为的安全距离，都会得到两个结果，要么逃走，要么爪牙相对，予以还击。 但自然界的规律基本是恃强凌弱，大的欺负小的，即使看似无所畏惧的大鹅也不敢主动去进攻比它大的动物。如果是食肉动物即猛兽，则不论大小都有进攻型，小小的黄鼠狼，也敢攻击比它个头大几倍的鸡。 如何避免被动物攻击？ 走自己的路，不要擅自进入荒野，不要打扰自然地的宁静和谐，与动物保持距离，距离不仅仅产生美，还产生安全。 我们人类要注意，各行其道，不要进入保护区、自然地、国家公园、湿地山地林地、各类荒野等动物们的栖息地！ 综上所述 对于动物我们要和谐相处 不随意踏入动物的私有领地 学会保持人与自然的共存 本文专家:郭耕，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钱童心 每一种新病毒都确定规律，人们只能在观察之后总结，而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期提前预计。对于新发疾病的研究没有速成法，科学需要时间，需要有真的努力。 病毒，一个甚至无法自我“独立”存在的生命体，却挑动着人类社会脆弱的神经。 病毒的唯一目的就是生存，人类也在与病毒的持续较量过程中，寻求着自己的生存方式。 针对近日热议的“与病毒共存”的话题，北大教授、生物学家饶毅近日发表文章称，病毒与人类的基本关系是“病毒在先，人类在后”。 “病毒是老祖宗，人类在病毒面前是小孩子。”他写道，“对于新发病毒，世界上的专家数量为零，否则就是旧发病毒。” 饶毅认为，每一种新病毒都有确定规律，人们只能在观察之后总结，而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期提前预计。对于新发疾病的研究没有速成法，科学需要时间，需要有真的努力。 他表示，关于已经感染过某种病毒后是否会再度感染，以及疫苗有效率，疫苗有效保护期，是否应该再接种等问题，应该有权威医学或疫情防控机构定时发布数据之后，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除了考虑人类是否愿意与病毒共存，还要思考病毒是怎么与人类共存的。”饶毅表示，“现存病毒与人类共存有多种关系，包括致病，也包括互利互惠，还有很多井水不犯河水。” 他还表示，人类基因组有很多病毒来源的序列，它们不仅有可能致病，也可能是动物或人类进化的基础之一。他曾在《生物学概念与途径》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核酸与染色质、蛋白质的关系，并进而解释了核酸才是遗传的物质基础，而非蛋白质。 从病毒的组成来看，病毒里面是含信息的核酸分子，外面是功能性的蛋白质分子。蛋白质与动物细胞结合，方便病毒里面的核酸进入动物细胞，指挥动物细胞合成病毒所需要的各种组份，组装更大量的、新的病毒。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高福院士也在《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一书中，对人类和病毒的较量进行描述：“看似微小的生命，始终和人类纠缠不清，常常幻化出各种形态，迷惑和躲避人类的追踪，却又突然一阵旋风，把一遭遭劫难刮向世界。” 高福指出，流感病毒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病毒之一，与人类“不离不弃”。自西班牙大流感暴发后，人类无数次尝试寻找流感病毒，但病毒的细微形象仍然只是“模糊不清的马赛克”。 笔者认为，人类应该思考，如何敬畏自然的边界，学会与病毒共存。而且纵观历史，几百年来，人类也从未停止过与病毒的较量。 比如人类掌握的“以毒攻毒”的疫苗技术，源于曾经全球范围流行的天花，用感染者的天花毒液来预防天花，是人类科学上最重大的发明之一。但是尽管有预防作用，由于有其毒性较大，天花疫苗也存在安全隐患。 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开启了免疫学大门，天花也成为被人类征服的第一个瘟疫，消灭的第一个病毒。 不过，为了躲避人类的追踪，病毒也有它们的“法宝”，那就是变异。近年来时常暴发的“禽流感”就是一个证明，特别是H7N9和H5N1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的发生，敲响了流感防控的警钟。 新冠病毒与流感病毒一样，呈现“跨种传播”的特点，它也在不断变异，这也是RNA（核糖核酸）病毒的显著特征。病毒遗传物质的不稳定性，决定了病毒最终表现形式的不稳定。小突变称为抗原漂移，大片段的交换称为抗原转换，病毒在突变中，抗原如果兼具动物和人体细胞受体的结合能力，那么病毒就会从动物向人类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凶猛进攻，人类的麻烦就来了。 正如高福院士所说的，病毒变异逃逸人体的免疫系统就像是一场永恒的“猫鼠游戏”。病毒在自然流行的过程中产生的突变，可能是由人类免疫所产生的竞争性压力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病毒本身在适应人类的过程中引起的突变，这些突变值得关注。 笔者认为，面对持续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要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和药物，就必须认识病毒的本质。一方面是要抓住病毒的生命要素，比如蛋白质、核酸和活病毒，不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要想办法利用新的生物技术手段，设计出能够对付病毒的“终极手段”，比如一种广谱的通用性疫苗。 伴随着新兴生物技术和医学理念的革新，人类已经发明了电子显微镜、核酸扩增技术、生物安全实验室等，近距离观察病毒，将看不见的生命体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未来我们需要更加强大的能够快速对病毒的变化作出反应的生物技术平台。 在宇宙星辰浩瀚中，病毒与人类形影不离，生命与环境循环交替。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科学灵感的出现，也并非去创造一个公式或者模型，而是在实践中去发现其固有的性质，最终形成一套方法和理论。 尽管科学的研究需要时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什么也做不了。新冠病毒来势汹汹，但人类也在极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对抗病毒的疫苗，创造了生物医学历史上的奇迹，也让基于mRNA平台的生物技术加速推向市场，未来还有望在癌症免疫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新冠病毒短期内并不会消失，人类也将在每一次的较量中，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苹果计划推出新的MacBook Pro机型，作为从英特尔处理器过渡的一部分，新机器将继续搭载苹果芯片。 关于即将推出的14英寸和16英寸MacBook Pro机型，最大的谣言之一是，苹果可能会在即将推出的产品阵容中抛弃Touch Bar。 虽然现在推测还为时过早，但一个新的概念设计已经出现了，它将用Apple Pencil的底座来取代MacBook Pro机型上的Touch Bar。 苹果最近申请了一项新的专利，在专利中描述了一种Apple Pencil的固位器，它位于Touch Bar的位置。设计师Sarang Sheth基于此创造了一个新的MacBook Pro概念，正如在图片中所看到的，MacBook Pro的Touch Bar确实还保留有一小部分。此外，MacBook Pro还将支持Apple Pencil的触控功能。较小的Touch Bar将带有Siri等功能，并可快速访问其他应用。

根据Yole Development最近的一份报告，三星在CMOS图像传感器(CIS)市场的势头正在增强。 2020年底，日本电子产品制造商索尼在CIS市场的占有率为40%，比2019年下降了2%。与此同时，三星的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21%增长了1%。2020年，三星在CIS行业占据22%的市场份额。 报告还显示，三星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3%，而索尼的销售额没有任何变化。三星从2002年开始生产图像传感器，直到2018年市场份额还不到20%。 OmniVision以12%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三。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之前，Omnivision一直排在三星之前，位居第二。报告表示，三星在设计和制造CIS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其扩大了覆盖范围，显著提高了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目前已成为第二大CMOS制造商。 根据报告，CIS产业的总价值为207亿美元，其中智能手机和消费产品占总市场价值的72%。根据该研究公司的预测，到2026年底，CIS市场预计价值315亿美元。